银行业的双重转型与全面市场风险——以次贷危机中的花旗集团为例

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反映了银行业在机构和产品双重变革下面临的全面市场风险,也暴露了功能性监管体制与银行内控机制的双重脱节。有鉴于此,美国2008年监管改革蓝皮书提出建立基于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处于综合化转型期的我国商业银行,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夯实监管协调机制,强化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市场稳定性监管,在银行内部建立健全多元业务的风险协同管理,全面履行新巴塞尔协议,并在此前提下稳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次贷危机下的CDS市场:风险与变革

作为有效的信用保险产品,信用违约互换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交易的集中化、投机化和去监管化却又蕴积出市场风险,并在美国国际集团接管事件中凸显出来。剖析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信贷市场风险,研究次贷交易过程中的过度投机和监管漏洞,对于确立我国CDS的场内交易机制不无裨益,也有助于建立对交易主体资格、交易信息披露、履约争议解决、市场稳定性影响等事项的持续监管机制。

金融控股集团或有市场风险与央行监管的有效性

金融控股集团业绩变迁是机构和产品双重转型所导致的全面市场风险。而风险管理能力制约和监管滞后使得金融控股集团陷入次贷危机。与国际经验相类似,我国金融业也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演变趋势,并已形成主业突出的五大组织类型。为有效因应综合化转型风险,我国应为既存的主监管机制提供明确的授权支撑,并在金融监管协调实体化的基础上,强化央行的市场稳定性监管权能,最终借助金融控股集团专门立法来实现统一监管。

金融机构综合化转型及其风险监管

作为机构和产品双重转型的产物,以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内含全面市场风险,并在次贷危机中产生严重损失。鉴于功能性监管机制的滞后,美国08监管改革蓝皮书提出建立基于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我国金融控股集团处于主业突出、效益明显的起飞阶段,但积累的风险亟需规范的监管框架。近期应强化集团风险内控机制,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实现监管协调机制的实体化,着力夯实主监管机制;从长期来看,应推动金融控股集团专门立法,并最终建立以综合化市场为基准的统一金融监管实体。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的监管变革与中国实践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交易的集中化、投机化和去监管化却蕴积出市场风险,并在次贷危机中集中爆发。汲取危机教训,美国Dodd-Frank法案和国际掉期协会ISDA制定的大/小爆炸协议代表着市场监管的初步建立。有鉴于此,在我国现行的CRM场内交易机制下,要进一步对交易主体资格、交易信息披露、履约争议解决、市场稳定性影响等事项构建严格的持续监管机制。

金融控股集团的绩效与风险效应分析:以我国金融综合化转型为视角

根据绩效界面分析,我国银行系金融控股集团尚处于规模扩张与效益提升并行的启动式发展阶段,但基于分业体制路径依赖形成的经营性控股模式,在多元化发展、风险管理、产品转型乃至金融市场宏观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制约了综合化转型的可持续性。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应着眼全面市场风险可能导致的绩效滑落,在制度环境上推动专门立法和行政引导,使其组织演变为纯粹性控股公司,并应变革监管体制和内部风险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