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浅析从工程造价审计角度透析全面投资审计

近年来,投资审计工作不断推进“三个转变”,即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从单一工程造价审计向全面投资审计转变,从传统投资审计向现代投资审计转变。而多年以来,存在“以审代结”做法,多专注于工程造价审计,我们要积极探索全面投资审计的新方式方法,从专注的工程造价审计角度进行拓展分析、思考创新,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之势,透析全面投资审计的深度与广度。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影响及前景分析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是协定实施能够刺激中欧经济发展,消极影响是可能加剧欧盟失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方面的影响是使中国更加自信,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形象,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提高了欧盟的凝聚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自主倾向,彰显了欧洲全球治理理念,提高了欧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中欧关系方面,加强了双方经贸关系、加强了双方在国际治理理念上的沟通交流以及政治上的互信。协定批准程序被冻结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协定前途变得更加难以预料,应做好两手准备。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及中国应对之策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和专门解决可持续发展争端的分歧处理机制将会在分歧处理机制的适用范围、与其他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关系、东道国的规制权、国内法义务、国际公约义务等方面给我国带来挑战。分析借鉴欧盟可持续发展争端解决的实践,可以提出厘清可持续发展分歧处理机制适用范围、谨慎使用可持续发展规制权、完善国内可持续发展规则立法,提升环境和劳工标准、推进国际公约的批准,衔接可持续发展规则的应对之策。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中欧贸易的潜在影响

近年来,中欧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超越了传统的双方投资协定涵盖的范围,在市场准入和投资自由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突破,将为中欧贸易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重点就《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我国对欧贸易发展现状、发展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该协定将给我国对欧经贸产生的积极效应,并提出若干对欧贸易的建议。

欧洲议会变革对中欧合作的影响——以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例

经贸领域谈判了7年之久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冻结使中欧双方众多投资者失望和不安,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议会做出此决议的原因令各方学者追问和深思。本文聚焦于欧洲议会的战略地位、扩权历程和内部党团结构变化三层面视角,总结并构建变革后欧洲议会对欧洲对外政策的影响逻辑,并以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例,分析欧洲议会的变革对中欧合作产生的影响。

欧盟法框架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草案劳工权保障标准的合宪性分析

《欧盟运行条约》第207条第1款要求所有欧盟机构在进行对外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落实《欧洲联盟条约》第21条规定的宪法性原则。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委员会将维护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工作权利宣言》中的核心劳工权与“持续不懈努力批准”基本劳工权公约作为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与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缔结的全面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内容相比,《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草案未特别提及核心劳工权的具体内容,也未强制要求缔约双方必须批准第87、98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从而增加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草案违反欧盟一级立法的风险。为此,可以借助欧盟—韩国专家小组的部分意见和欧盟第2/15号意见的部分内容,通过条约解释的途径,承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草案第4.3.5条赋予核心劳工权约束力的法律地位,从而化解这一风险。这样的解释也符合欧盟第2/15号意见确立的劳工权条款的功能。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基础、前景和挑战

为探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够释放多大的发展潜力,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订背景和中国外资结构进行分析,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前景和挑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出地和外资流入国,双边投资的潜力巨大,《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中国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形成更为有效的全面开放格局,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革新,形成规模经济,以开放促进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以我为主、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有助于欧盟构建中欧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关系,平衡双方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欧盟国家企业业务更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增强中欧的政治互信,减轻了欧盟国家面临的"美国冲击"。面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中国需要稳步推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规定,表明自身态度,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

政府投资项目全面投资控制理论和方法研究

目前国际上前沿的全面造价(管理)理论和方法尚局限在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上,而对其方法论的研究尚无突破性进展,对其具体技术方法的研究尚十分欠缺。以WLC、CS、ILS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基于非线性测算理论BPNN、FIS、FC的政府投资项目全面投资确定方法模型,以及基于非线性优化控制理论Pontryagin极值原理、EVM、GM(1,1)的政府投资项目全面投资控制方法模型;并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分析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度和精确度。其次,建立了基于物种种群竞争制衡理论的全面投资组织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构建了以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为基础的双层代建制模式,建立了内部以投资、建设、使用、监管四权分离,外部以党领导下的政府、司法、人大政协各自独立、分权制衡、廉正监察署独立监督的内外部监督控制体制。为解决每年近6000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主体虚位"、"三超"、腐败等顽疾,保证其顺利实施并有所节余,提供决策保证,为有关政府投资决策、管理和实施部门提供改革和运行的决策依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浅析与展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对推动中欧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有重要意义。中欧双方具备展开经贸合作的基础、有资源互补的优势,协议的签订将促进中欧双方经贸合作、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但是,协定从完成谈判到签约仅仅3个月便宣布冻结。通过探究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内容与国际形势,剖析协定冻结的原因,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发展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应对措施。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内容、特点与影响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涵盖了四种类型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除了国家间争端解决一般规定外,还专门纳入了可持续发展争端解决、补贴争端解决、投资委员会对于紧急和重要事项的解决规则。CAI中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呈现出全面性、专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回归"。在当前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面临改革的背景下,CAI中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会成为其他国家商签投资协定的范本。但是,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特征,特别是在劳工争议等问题的解决上,它的运用会使有关争端更具"政治化"色彩。我国应特别关注CAI生效后欧盟以劳工问题为由启动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避免争端解决的"政治化";同时,也要注意投资协定与其他国际协定或国际法机制协调运作,共同促进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公平竞争规则:关切、安排与应对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旨在取代中国与26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中欧之间构建全面、综合、高水平、自由化的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其谈判完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公平竞争规则涉及国有企业、补贴、产业政策等敏感领域,曾一度是谈判难点。竞争中立在一些区域自贸协定中扩展到投资领域,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母国施加特殊规制性安排。中国对特殊安排做出重要承诺,但并未接受有实质影响的额外约束,既促成谈判收官,也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核心利益。欧盟近期的外资和法律政策呈现阶段性保守的新动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对高科技、战略性领域的关切具有所有制歧视色彩,针对外国补贴可能引起内部市场扭曲的《关于外国补贴方面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对国企的海外投资有潜在风险。为此,我们应在国内层面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对“国家安全”进行清晰界定,在多边、双边、区域层面继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加快升级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标本兼治,内外兼修,趋利避害。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特色体现为四个方面:限缩适用范围;条款更加精细化;强化执行保障;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继承与改造。该机制可能在三个方面引发争议:适用范围的颠覆性改变;投资委员会就协定条款所作解释对仲裁专家组的约束力;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与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中国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坚持限缩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其次,争取就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的约束力与欧盟达成协定,进一步明确投资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协定所含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对审理当前或后续争端的仲裁专家组具有约束力;仲裁专家组只能对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进行形式审查,不能进行实质审查;针对仲裁专家组报告设立上诉机制,以确保背离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的裁决得到纠正。最后,在未来与欧盟就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谈判中妥善处理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允许针对东道国的同一措施分别启动两种争端解决机制,以实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救济;就东道国同一措施与协定的相符性而言,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中已有裁决的,应适用间接禁反言原则,禁止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庭对该争议点再行审理;要求投资者先行书面征求母国是否启动国家间仲裁的意见,在得到母国否定答复或超过一定期限未收到母国答复后,方可提请针对东道国的投资者-国家间仲裁。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对深化中国和欧盟的双边经贸合作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中国着力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双边投资协定,具有高标准、深度化和宽领域的经贸规则内在特征。为了进一步发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促进中欧双边投资,并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予新动能的作用,中国需要持续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培育新消费热点;激励技术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国内改革,统筹做好经济总量和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影响

2020年1月1号,《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这将重构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加负面清单模式,是第一次通过基本法律的形式完整确立起来的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的运用,是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对于中欧双方的外资管理体制建构具有挑战性。本文首先分析《外商投资法》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模式的内涵及目前在国内的具体实践;其次以中欧双方已有的法律框架和涉外投资协定为参照,阐述中欧双方在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中的立场和诉求;最后提出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国有企业规则与中国因应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关于国有企业规则的特殊安排,是中国首次将竞争中立规则纳入经贸协定的有益尝试,也回应了欧盟对于公平竞争的关切。这种规定,在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开放,是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表现。为了更好地使国企改革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衔接,保护国企合法权益,中国应在后续谈判中完善例外条款、过渡期条款,并以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助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数字金融核心规则解析——基于和RCEP/CETA比较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给中欧的金融服务投资带来了机遇,聚焦于数字金融领域,通过比对CAI与中欧和第三方经济体签订的协议(包括RCEP和CETA),分析CAI数字金融核心规则的变化与未来走向。研究认为,CAI具有的显著特征,一是承诺内容与既有RTAs呈现相互交错的关系;二是欧盟对金融数据跨境流通持审慎态度,而中国基于正面清单的方式对金融数据流通服务作出市场准入承诺;三是市场准入承诺超过中国既有的自主开放水平;四是设置较全面且详细的金融安全监管内容。CAI的承诺仍存在不少保留,未来中欧就金融贸易规则构建进程中,双方在完善数据监管维护个人隐私安全方面需要继续协商和取得共识;欧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数据流通服务的开放水平,以及精确金融监管"审慎措施"。

基于贸易预期理论视角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研究

根据贸易预期理论,国家间若存在高经济依赖度且对彼此有着积极贸易预期时,则趋向于维持和平现状,开展经贸合作以保护贸易利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如期完成则是中欧经济相互依存和积极贸易预期的直接体现。当前,面对CAI被冻结的困境,本文通过对中欧经济依赖程度和贸易预期进行分析,探索中欧在CAI谈判过程中贸易预期的演变及变化的原因,并根据中国与福建的实际情况提出应对CAI生效受阻的解决措施与处理策略,从而为促进中欧经贸合作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