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新模式“全面直管”改革的民生发展效应分析——基于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

目前学术界对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能否促进县域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全面直管”模式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突破性的改革,其能否促进改革县域的民生发展还有待研究。以2014年河南省正式实行“全面直管”模式改革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指标的民生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省全面直管县改革的民生发展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省全面直管县改革显著地促进了改革县的民生发展,且促进作用逐年加强;并通过了安慰剂检验、PSM-DID和滞后一期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同时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三个维度上促进了县域民生发展。从民生发展角度研究了省全面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为我国进一步推动和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了证据支持与经验借鉴。

全面直管还是省内单列:省直管县改革的扩权模式选择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省直管县扩权模式的选择是深入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总结现阶段省直管县试点改革中出现的两种扩权模式——全面直管和省内单列的基础上,沿用Aghion和Tirole(1997)的研究思路,从发现和利用经济发展机会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博弈的框架下探讨省级政府进行省直管县扩权模式选择的内在逻辑。基准模型的结果表明,当县级政府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收益时,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反之,则全面直管模式占优;进一步地考虑县级政府间的异质性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扩展,发现,在县级政府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和负向(较弱的正向)交互影响,或者较弱的异质性和较强的正向(较弱的负向)交互影响的情形下,省内单列优于全面直管模式;反之,则全面直管优于省内单列模式,进而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省级政府在进行扩权模式选择时,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潜在的经济发展机会、县级政府的异质性和其间的交互影响3个维度,以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目前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省管县新模式“全面直管”改革政策效果分析——基于河南省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省直管县"改革是否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尚无定论,而现有的"扩权强县"和"财政直管"模式的弊端可能是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2010年开始试点的新的省管县模式"全面直管"模式旨在纠正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端,但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还未有研究揭示。基于河南省2003—2014年108个县(市)的数据,我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DID-PSM)首次对"全面直管"改革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全面直管"改革对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民生状况均无积极影响,而且改革的负面效应比较明显:政策试点加重了试点地区的财政负担。这也是改革并未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之一。基于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本文的实证结论相较以往研究更为可靠。我们认为试点政策与现有政策、制度的冲突和摩擦损害了改革的效果,只有通过全面推进"全面直管"改革,理顺各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才能使改革的效果真正显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进一步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省直管县改革的新路径:构建新型市县关系

省直管县改革已逐步进入"全面直管"的新阶段。如何构建新型市县关系已成为影响改革成效的关键问题。"全面直管"试点县在构建新型市县关系中的主要对策包括:第一,专注核心职能,加大公共服务购买力度;第二,增强发展经济的定力和选择性,以制度创新加快产业聚集;第三,加强公务员间交流互动,增进政府间平等互信。顶层设计中应放弃将试点县党政正职高配为副厅级的做法,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减少一个层级,将市厅级和县处级视为同一层级。

政策试点与行政成本增加——基于河南省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中国改革实践中常用的手段之一,为解决政策试点固有的政策摩擦和政策时差问题,上级政府会通过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联系点制度和行政督导来减轻改革的阻力,保证改革试点的推进。但上述措施的实施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往往为人所忽视。这一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长期来看要通过政府职权的重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来解决。

国家治理效能改进与省管县模式推进——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省管县“全面直管”模式将放权力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南省县级层面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全面直管”模式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县域差异性。结果显示,试点全面直管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正式全面直管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一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是在不明显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县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提高县级公共财政支出水平、财政农务支出占比等途径实现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属于帕累托改进。此外,改革在贫困县、农业大县和县级市均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贫困县的效果相对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