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门若掩:两宋建筑画中格门的形制考释

两宋时期的格门是伦常日用的器物美学典范之一,但少有实物遗存。该文通过对两宋建筑画中格门的形制考释,描述了两宋时期建筑格门的基本构造和开阖类型,归纳了其檐下位置经营的时空演进规律,以及因循时令的气候适应性机制及构型,最后总结了格门的装饰特征和内蕴,指出其实用美学的价值所在。

两宋时期建筑形体组合中的挟屋初探

立足于文献、实物、图像,纵向梳理挟屋建筑形体组合相关词汇的源流和发展,横向探讨两宋时期挟屋的形态结构特征和空间类型,定位、阐释两宋时期挟屋这一形体组合类型的创新性、丰富性与特殊性。

两宋时期纸质媒介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关联性探析

两宋纸质媒介是社会文明全面演进的产物,既包括大量艺术类书籍撰写出版,又可见粉本摹本的广泛应用。宋代的书籍出版对艺术观念记录、发展与流传具有关键的作用。此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凭借在文化领域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书籍的编撰、品评与传播,以致私修书籍或官修书籍的画论、画谱均与文士的审美旨趣密切相关。而粉本作为传播媒介则是画家参考范本,更是绘画交流的工具。基于纸质媒介的二元逻辑区分视角考察其与两宋艺术观念和绘画技法传播的钩连,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之于书籍出版、艺术观念的关键意义,可以此还原自由之风与文艺之风盛行的宋代历史语境。

浅议宋代社会工业文化意识之发轫——从几组两宋诗词看工业文化精神

两宋时期的一些文人诗词孕育着社会工业文化意识。两宋有关盐、纺织丝绸、茶与酒等物质的诗词,反映出古人对当时工业的原真感悟和精神寄托,具有一定的工业文化意识。这为我们当前开展工业文化研究、诗词选题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北宋士人刘概身份考辨

作为道家思想史上著名的“崇宁五注”之一,刘概的《老子注》在两宋时期享有盛誉。然而今人对刘概的研究,却普遍存在将其身份与另一位时代稍早的同名之人相混淆的现象。如梁涛在《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文史哲》2017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王安石学派的刘概时,称“刘概,字孟节,青州寿光人”,实则与青州隐士刘概相混。

两宋时期释迦苦行“鹊巢于顶”“芦芽穿膝”的文本与图像分析

论文着眼于文本和图像两个方面,分析了两宋时期释迦苦行的新发展,即“鹊巢于顶”“芦芽穿膝”,具有禅相圆满、定久忘形的思想内涵。其文本在禅林中盛行,成为参禅悟道的偈语,不但代表苦行,有的还象征成佛。其图像彻底摆脱了以往基于佛传经典创作的释迦苦行像模式,不再凸显羸瘦的形体,而是融入中国创意呈现全新面貌。

两宋院画所见之“以书入画”早期实践探析

元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书、画结合形式的主要发展时期,而学者对此前的两宋时期绘画中的书款问题则关注较少,仅对此时期绘画中的“隐款”现象有少量的讨论。但事实上,在现存的两宋时期的院画作品中,就已经可见较成体系的“隐款”与置于画面边缘的简洁款识两种款识形态,并存在特殊的“书仪”规制,以符合为宫廷创作的需要。这种较成体系的题名实践的形成,可能与此时期画史叙事的影响、画院的竞争机制,及院画家的师承与人际纽带存在重要联系。在此基础上,南渡之后,画院机制的松动推动了南宋院画家更为自由化与艺术性书款的题写与创作,可视为启发了元以后“书画结合”题跋艺术的早期实践。

平远之境:论两宋之际山水画的空间转向及其审美内涵

两宋之际的山水画集中体现了画家对空间法则的深入探索。北宋时期郭熙提出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是对中国山水画空间视觉探索的理论性转化;郭熙之后,韩拙又提出“后三远”——阔远、迷远、幽远,“后三远”是对“三远法”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它逐步成为画家在山水画中普遍使用的空间经营法则,并形成了文人观看山水画的评价标准。而在对“远”的空间处理与视觉表达中,“平远”成为了继南宋小景山水画以来士人画家普遍的审美倾向。对“平远”的推崇作为两宋之际山水画空间转向的重要契机,其中所隐含的审美趋向和精神内涵,对后世文人的观物方式及其绘画性格的生成亦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旱灾及政府应对探究

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旱灾多发,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亦极为严重。宋廷在安徽地区采取包括粥赈、发放粮米、减免租赋、鼓励多种种植等经济措施。同时,宋代君臣积极采取修省、祈雨消灾和加强官员考核等政治措施。上述举措有效地缓解了旱灾对社会的冲击,稳定了灾区社会秩序,从而有助于安徽地区恢复正常社会生活,对经济复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儒家工夫论的伦理关切——以先秦、宋代诸子为中心

工夫论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先秦到宋代,诸多儒者都曾对之进行讨论。对儒家工夫论的探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儒家工夫的起源和名实问题,二是其指向问题。就前者而言,工夫论在不同时期的名实情况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在先秦时期,工夫论只存其实,并无其名;在两宋理学时期,工夫论不但有工夫之实,同时还有工夫之名。就后者而言,儒家对工夫的探讨并不仅仅囿于修身的维度,他们更重视的是人何以为人和人之本质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工夫凸显和保证人就是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工夫论的伦理意蕴。通过梳理和探究从先秦到两宋时期工夫论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儒家工夫论的内涵。同时,也可以此来窥探两宋儒者对先秦儒者的继承问题。

两宋文人画审美形式演变及风格研究

两宋时期的文人画与文人精神是相互契合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画强调创作主体自身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本文主要通过对两宋时期文人画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并对两宋时期文人画审美形式和风格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加深对两宋时期文人画审美形式演变及风格特点的理解,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两宋猿猴形象与绘画研究

猿和猴作为类人的动物被古人赋予了独特的灵性,常见于古代的诗词歌赋与绘画雕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古人赋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花鸟是中国传统的画科之一,宋代的花鸟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方向,猿猴绘画也在此列。本文主要探讨两宋古诗词中的猿猴形象及其在绘画中的形象。

宫廷的风俗想象:宋明货郎图中的禽鸟货郎

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宋时期迎来了变革,大城市的兴盛带动了草市的繁盛与经济型市镇的涌现。各种街边小贩从城中街道摆摊到乡间小道,中国绘画中货郎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到明代,经济总量与发达的商品经济超越了既往的任何一个时代,甚至在商业模式、文化领域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早期现代化的特征,货郎题材的绘画在元明之际也体现出了新的变革。

宋代海外贸易对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广州作为国际型贸易海港城市,区别于其他内陆城市,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海外贸易起主导性作用。现以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两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城市格局不匹配。为此,朝廷不断扩大城垣、扩张空间、疏浚濠涌,广州最终形成“三城并立,六脉穿城”的城市空间格局。

《宋代经济的发展》复习指导

两宋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更大范围内交融,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们在学习宋代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时,可以依据教材内容的编排顺序,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三个维度进行梳理,以掌握相关知识,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提高学习效率。

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所见两宋之际政治格局

《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是汪藻奉命以元祐皇后之名书写,宣告天下由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实为收拢人心、维系赵宋统治的四六文。此书客观反映了两宋之际政治格局:就赵宋内部状况而言,“中原无主,暗流涌动”,传统的赵宋王朝统续存在不稳定因素;从南北政权之间、伪政权与赵宋政权之间来看,“金强宋弱,金进宋退”,金朝的强盛与宋朝的孱弱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格局的影响下,赵宋君臣亦展现出“期盼中兴”和“渐进保守”的复杂政治心态。

宋人笔记中的科举社会与梦占——以《夷坚志》为中心

科举制度在宋代不断成熟,逐渐形成科举社会。科举梦占正是宋代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夷坚志》中记载的宋人科举梦占故事,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时间上集中于徽宗、高宗、孝宗三朝,内容及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发梦群体涵盖面广。这些特征的出现源于深刻的社会背景,经济重心南移、民间信仰的昌盛以及科举的强大辐射力,既是宋代科举梦占广泛流传的推动力,又是导致其呈现出诸多独特之处的重要因由。

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