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两广总督任职人数考实

明朝为加强两广地区管理、维护南疆安全稳定,从景泰年间开始设置两广总督。多年以来,学界对明代两广总督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明人对总督一词使用的宽泛和混杂,以及各类著作对任职者的就职情况未加详查,导致学界对两广总督的任职人数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对《弇山堂别集》《国朝列卿记》《(道光)广东通志》《明督抚年表》等四部史志进行互勘,重新审订明代两广总督这一重要职官群体,考辨出任职者共计72人。

“求绩”与“保身”:两广总督在鸦片禁政中的抉择(1820—1840)

道光年间,严重的鸦片问题促使清廷上下寻找应对之策,更为严厉的鸦片禁政由此逐步推行开来。作为主政广东地区的最高官员,两广总督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鸦片禁政的具体内容、落实程度及其最终效果。然而,由于身处禁烟一线,两广总督不得不考虑自身可能承担的责任以及严格推行禁政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在推行鸦片禁政时,两广总督陷入了“求绩”与“保身”之间的抉择困境,并且展开了同皇帝之间的文字博弈。

近代两广总督与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缘于西医传教士种痘、治疗麻风病人等医疗活动,但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政者并未将其上升到政府行政职能层面加以推行。穗港鼠疫中,西医防疫的先进性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官方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步举办公共卫生事业。然而由于近代广东时局动荡,政府人力和财力有限,对于公共卫生的举办有心无力,不得不借助绅商、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外国领事等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康熙年间两广总督石琳与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

据伯希和的研究,中法关系始于1698年“安菲特里特号”首航广州,由此开启了两国的贸易关系。然而,在“安菲特利特号”航行广州期间,法国耶稣会士对广州体制提出了挑战,目的是为法国公司争取优待政策。两广总督石琳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要维护广州体制。本文基于大量法文相关文献,介绍并分析了在广州贸易体制形成初期总督石琳、粤海关及法国耶稣会士与商人各方势力的博弈。

两广总督阮元在肇庆史事述略

阮元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多次莅临肇庆,不仅赴肇阅兵,修建总督行台、炮台等,而且檄修《肇庆府志》《高要县志》等地方志书;其于广州创办的学海堂教泽惠及肇庆,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学术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时,他在旅居和过往肇庆期间,留下了不少诗赋之作,记述了粤西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民俗民情。此外,阮元对端溪砚石极为钟情,不仅以之摹刻古代庙碑,而且品鉴其品格,至于他与文人墨客围绕端砚进行的唱和更是传为佳话。

两广总督徐广缙革职后行迹考述

徐广缙,字仲升,号靖侯^(①),安徽太和人^(②),生于嘉庆二年(1797),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①),官至两广总督。徐氏最为人所知的是领导了1849年反英入城斗争。由于有效阻止了英人入城,徐广缙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赞扬。清代地理学家张穆言:"窃谓此番举动,其为壮国威者犹末,而振十年颓靡之人心者,其功甚钜。"^(②)西方史家亦认为该事件是"十九世纪中国外交大成功"^(③)。

两广总督吴熊光与鸦片战争前英军入侵澳门事件

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这个东亚重要据点获取巨大利益后,英国一直觊觎澳门,但因为和葡萄牙签订了同盟协定对抗法国,所以没有机会下手。1807年拿破仑占领葡萄牙,与法国交战的英国为了所谓的"保卫"澳门不被法国侵占,悍然出兵入侵澳门。时任两广总督的吴熊光因为判断失误,没能阻止英军入澳,被嘉庆帝以溺职罪革职。这整个事件虽然最后英军以失败撤退,但无疑是以后鸦片战争英军入侵中国的预演。

萬曆本《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論明代兩廣總督地位的變遷與成書因由

《蒼梧總督軍門志》是研究明代兩廣總督體制最爲重要的參考文獻。該書曾先後歷經三次修纂、兩次成書,時間跨度從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萬曆九年(1581),現僅存萬曆九年本。現存萬曆本中,含有大量嘉靖本舊文。本研究通過文獻校勘及史料互證的方法,考證萬曆本各卷文字内容的確切成書時間,考定其中的嘉靖史料。繼而在此基礎上,將嘉靖本與萬曆本《軍門志》的成書置於明代兩廣軍政格局變遷的歷史背景之下,揭示自成化五年(1469)梧州總府創設到萬曆初年總督移駐廣東肇慶的一百餘年間兩廣由總府體制向督撫體制轉變的歷史過程。

瑞麟督粤与晚清广东政治

瑞麟的两广总督生涯处于所谓“同治中兴”阶段。瑞麟凭借早年与慈禧、恭王奕建构的人际关系,在广东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督粤长达十年。瑞麟督粤改变了自同治初年伊始湘系督抚占据广东政坛的局面,使广东逐步呈现类似“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在这十年内,瑞麟采取内外相对平和的政策,使广东社会经济从咸丰朝的动乱中恢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所谓“同治中兴”的气象。然而瑞麟的洋务自强与对外交涉实际流于表面,并未能给广东社会带来多大变革。在“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中,广东勇营渐呈“尾大不掉”之势。瑞麟督粤时期广东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反映了在“同治中兴”的表相下,皇朝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失控。

两广总督府驻肇期间对肇庆府的积极影响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总督府迁驻肇庆,清乾隆十一年(1746)再迁广州,期间,肇庆作为两广总督府的驻地长达182年。拥有重权的两广总督进驻肇庆,使肇庆成为军事、政治中心,对肇庆府的经济、文化以及城区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对肇庆府的社会稳定和西江水患的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末两广总督派舰复勘西沙及法国认知之演变

从清末南海时局来说,不存在他国公开挑战中国西沙主权的言论和行动,两广总督出于维护主权的自觉派遣"伏波""琛航"两舰前往查勘,其持续多年的筹划岛务开发之举亦着眼于疆域巩固、解决民生问题,这实际上开启了疆域治理与岛务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两广总督及筹办处对群岛地缘作用的认知、岛务开发的筹划,是后来中国政府南海维权历史证据链的重要一环。而法国及殖民机构对中国政府查勘西沙群岛"评价"的不断变化,清楚地展示了它谋求西沙的地缘政治动机和目的,以及编织群岛为安南(越南)所有的"历史依据"本质。

明代两广总督戴燿年谱

戴燿,明代漳州府长泰县进士,张燮有"输赤心而报国"之称。戴燿具有国际视野,文武兼备,促进了大航海时代世界经贸往来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目前学术界未有其年谱,本谱据新旧方志、《明实录》、族谱、田野调查,及戴燿好友张燮、释德清等人之集,加以编排纂辑而成。

明代两广总督设置及其治所变动原因之分析

两广总督是明朝根据其政治需要而首设,由最初的临时设置最终形成定职,经历了多次变更完善,在其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职能和权力的改变,督府驻地也随之迁移。本文将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着重分析两广总督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嘉靖年间总督府移驻肇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两广总督张树声与牛痘接种局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曾在全世界流行,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对人类危害极大。侥幸生存下来的病人,因脸上丰富的皮脂腺遭到天花病毒侵害,大多留下永久性疤痕,俗称"麻脸"。在人类征服天花的历程中,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广总督叶名琛背后的清代督抚体制

清代督抚体制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察机构,导致督抚专制,地方贪官污吏横行,贪污受贿成风。到了晚清时期,督抚权力不断扩大,甚至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清王朝走向衰亡的道路上,督抚体制或多或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备受争议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为突破口,试图借其更为直观地探析清代督抚体制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特征及其影响。

记者要当好“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是个比喻。所谓“两广”,一是广交朋友:一是广积资料。朋友,是记者的耳目,触角,信息神经;资料,是记者的财富,外脑,思想的参照系。因此,“两广”对记者来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当好“两广总督”——这不是推理,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我曾经采访过30多位新闻同行,其中有笔耕三四十年的“老新闻”,也有佳作迭出的新闻“新星”,他们几乎全都认为,没有许多朋友,没有丰富的资料,要迅速地捕捉新闻,要写出有力度的报道,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同志干脆建议大学新闻系开设如何交朋友,如何积累资料的课程,他们认为这甚至比传授如何写新闻还重要。大概正因为如此,一些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公共关系”以及“图书档案”的一些课程;一些新闻单位则把“公关能力”,收集、整理。

清两广总督李鸿宾墓志考

1985年5月在九江沙河街北徐家塝村发现了李鸿宾墓志,现藏县文管所。李鸿宾墓在城北2公里处的陆家垅,与夫人罗氏、三子儒郑同墓合葬,“文革”期间被掘毁。 志石长方形,青石质,高108、宽54、厚3厘米。正反两面刻字,正面为墓碑,背面作墓志,均直行、阴刻、楷书,书法平常,且无书丹人题款。正面中刻:“诰授光禄大夫李公陆平大人墓”,右刻:“大清咸丰七年岁官丁已十二月十四日安葬”,左刻:“

广东督抚与晚清遣使设领

晚清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艰难地迈向近代国际社会,广东则是清政府接触与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广东督抚承担着重要的涉外职责。广东督抚思想开明、见识高远、了解洋情、心系侨胞、熟谙交涉、务实干练,在晚清遣使设领过程中,顺乎潮流,顺应民情,进言献策,奋身疾呼,对清政府驻外公使领事的派遣、选任、使馆领署的设置、馆署工作的开展、使领制度的完善等发挥积极作用,对推进晚清外交近代化、外交官职业化做出重要贡献。

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

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刘伟铿两广总督是明清时派驻两广的封疆大臣。地方文武官员都受其节制，始置于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初无固定驻地，多来往于梧州、肇庆、广州之间，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韩雍正式开府于梧州。①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年），两...

晚清广东督抚对出国华工与海外侨胞的保护

清朝末叶,清政府海禁政策松弛,出洋百姓络绎不绝,遍布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是拐卖风气猖獗,虐侨事件层出,出国华工与海外侨胞遭受严重的歧视、排斥、虐待甚至驱赶,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损害。身为大多数华工侨胞祖籍地的当政者,广东督抚对出洋侨工的处境深表同情,对外国排斥华民的行径深感愤慨,能听取侨胞的呼声,正视侨胞的诉求,直面现实,顺应民意,尽其所能维护出洋侨工的权益。虽说因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广东督抚并不能完全扭转华工侨胞受歧视、被虐待的命运,但其在保工护侨上的积极作为颇加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