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突发事件生命周期理论视角的城市公交应急管理研究——以广州“7·15”公交纵火案为例

城市公交系统载客量大、班次多、目标具体、线路固定等特点,存在多种安全风险隐患,而又以人为纵火(燃爆)事件最为显性。通过对近十年公交纵火(燃爆)类突发事件的特征和趋势进行梳理发现,城市公交纵火和燃爆事件并不鲜见。文章基于应急管理生命周期MPRR理论,以广州"7·15"公交纵火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从该事件的减缓、准备、响应和修复四个阶段对该事件主体、管理措施、风险因素等进行分析,并从应急管理的减缓和准备期的事前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加强外来人员及易燃易爆市场管理、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训练;应急响应期的及时应急响应和处置疏导以及修复期的积极引导及多渠道救济、完善问责及补偿机制等突发事件的发生演化过程等方面,提出加强城市公交应急治理的相关策略建议。

风险社会视阈下基于系统脆弱性分析的城市公交应急管理研究——以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成都“6·5”公交纵火案为例

城市公交与民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公交系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动态复杂系统,其系统脆弱性特征明显。如何及时有效应对公交突发事件,推进城市公交公共安全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基于系统脆弱性的城市公交相关风险因素,对公交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成都"6·5"公交车纵火事件的应急处置进行剖析,提出了风险社会视阈下基于系统脆弱性分析的构建城市公交公共安全长效机制,加强公交应急管理对策建议框架。

走出媒体报道的伦理困境——以厦门公交纵火案为典型个案

在实践伦理学关怀现实的立场上,文章以厦门公交纵火案媒体报道为典型个案,探讨媒体报道的伦理困境,并引入伦理抉择框架提供思考工具,最后提出媒体报道类似事件需从完善推理过程与推进伦理对话两方面优化伦理思考。完善推理过程包括以公众利益为报道动机,报道时承担微观责任并秉承最小伤害原则。推进伦理对话包括同行对话和与公众的互动对话。

网络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治理对策——以公交车纵火案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在我国不断发生。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产生既有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弱化、道德下滑等规则缺陷的原因,也有涉案者在心理方面的个人原因。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发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必须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治理这类社会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元主体要协同建立治理网络,重建良好的信任基础和沟通协调机制,重建民主、法治、道德等规则,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降低社会伤害事件的频次及危害。

公交车爆炸、纵火犯罪研究

近年来,公交车爆炸、纵火类的频频发生,既造成了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也引发了公民强烈的不安全感,还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该类案件作为个人极端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在犯罪行为、犯罪人、被害人等方面都具较强的典型性。其犯罪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增多且解决机制不够完善、公交车安全管理不健全且治安隐患较大、情报信息基础工作不扎实且提前预警工作不到位、传媒报道不当引发的模仿效应;个人原因在于犯罪人畸形的个性心理特征、缺乏挫折化解能力及公民缺乏必要的自我防范意识。为此,应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落实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管控工作;提升公交车的安检力度及增设车内灭火装置;建立心理疏导服务体系;相关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并规范新闻媒体的报道;提高情报工作预警能力,制订应急预案;增强个人防范意识。

公共政策何以失败?——一个基于政策主体角度的解释模型

无论中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公共政策失败现象时常可见。例如,在中国,2013年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后,福建省出台了个人购买汽油先申请、开证明、实名制的政策,结果引发社会舆情,被称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治标不治本”“惰政”的政策典型,最后不了了之;2019年,开封市出台住房“取消限购”政策,但第二天即遭撤回,成为最短命的“一日游”政策。在世界其他国家,公共政策失败现象同样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