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报道时代的新闻广播选择

以微博为代表的"草根媒体"开启了公众报道时代,新闻信息来源的技术革命迫使传统媒体转变新闻采编和传播的思路。作为新闻广播的代表,中国之声应该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凸显权威性,与"草根媒体"错位竞争"去伪存真",充分实现传播价值。

公众人物报道三大误区——以“释永信事件”报道为例

从2015年7月25日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第一篇举报帖子发出起，经过126天的调查，11月28日，河南日报网发表题为《释永信被举报违反戒律问题调查有果——调查组负责人接受本报专访》的文章，就举报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澄清，释永信当年被“迁单”（僧人犯戒被摈出门）和有两个私生女的消息皆不属实。通过对调查结果公布前的报道所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媒体应从以下三方面反思对公众人物的报道。

冲突与平衡——谈新闻实践中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关系的处理

1890年,基于对新闻媒体肆无忌惮暴露公民私生活的不满,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他们著名的论文<隐私权>中首次提出隐私权概念,发展至今,已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所接受.隐私权指的是公民所拥有的对其私人事务进行支配、控制并且不被外界干扰、侵犯的权利.它涵盖了私人生活安宁、隐私隐瞒、隐私利用、支配、个人通讯秘密和隐私维护等权利.其中的隐私涉及公民自己的身体、财产、健康状况、日常生活以及个人居所、日记本、通信等等.

明星隐私报道:媒体究竟该走多远?

关注隐私话题,窥探他人隐私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媒体对明星隐私的热衷由来已久。从往日对“王菲和谢霆锋的姐弟恋”,“毛宁事件”,“歌手高枫病逝事件”到前些时候的“张国荣跳楼身亡”等连篇累牍的报道中都可见一斑。媒体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对公众人物的生存状况多加关注,满足受众正当的知情权和好奇心本无可厚非,然而掩卷之余,我们却不能不对这样的现象给予思考:媒体对于明星隐私的报道究竟该走多远?

“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

战争报道是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而中国正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 ,对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整体战争时代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时期 ,国家和公众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 ,此时国家对新闻的控制尚不严格。局部战争时期国家与公众关系出现较大分裂 ,媒介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焦点 ,主要提出了主导与跟随作用两种意见。同时 ,这一时期政府和军队加强了对媒介的控制。哈林还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战争时期媒介与舆论的互动、意见领袖的作用、记者在战争报道中的角色等问题作了探讨 ,并把战争纳入文化体系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