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众法律思维再思考

从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我们一直在践行建设社会法治国家的诺言,建设法治国家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法律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一个国家公民法律思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培养广大民众的法律思维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探究成都地区法制电视节目对公众法律意识的培养状况

当前，各个地方的法制电视节目都已经有了相应的发展，然而，实际情况确实粮食不齐。笔者就成都电视台的几档法制电视节目做了分析。从成都电视台的法制电视节目数量、节目的时间段和时长及法制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情况、法律专业性探究、法制电视节目内容及制作、城乡题材的分布、节目内容涉及的案件性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就每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法律图书馆现状及发展对策——以深圳南山法院公众法律图书馆为例

基于公众法律图书馆的现状介绍,探讨当前图书馆存在的专项经费投资不足,图书更新率较低,图书购买渠道不通畅,图书馆利用率较低四方面困境,并提出加大经费投资力度,提高图书更新率,优化图书购买渠道,提高图书馆利用率的发展对策,进一步推动公众法律图书馆在新时代健康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野下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最终目标,而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的程度则决定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进程。当前,自然保护地领域专门法缺失,现有相关立法存在参与主体设定较窄、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参与者权利被侵犯后的救济途径不足等问题。对此,立法机关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下尽快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在总则中明确公众参与原则,在分则中以专章的形式纳入各类必要的参与主体,针对不同参与主体设定不同的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并完善相应的救济途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法律制度,为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明清时期法律宣传对我国公众法律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国从1986年12月6日正式开始,已经浩浩荡荡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全民普法",令人深思的当然是如今"普法"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同一个孩子性格的成长一样,我们考察公众法意识的成长也必须回到她的成长环境中去讨论。笔者从回溯古代中国的法律公布到明清时期的法律宣传史,尤其是在解读明清时期的讲读律令、里甲理讼、讼师秘籍中,探寻其中蕴含的当代公众法律教育的应有意蕴。本文既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更重在探寻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公众法律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法律的新媒体传播:问题与对策--以法律类微信公众号为例的考察

经由对我国法律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新媒体在法律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但其中也存在过于重视用户数量与信息流量,语言表述情绪化、娱乐化以及法律信息传播碎片化等问题。以充分认识新媒体的法律传播价值为前提,以规范法律类新媒体的运营行为、锻造其理性节制的语言风格、加强新媒体法律传播的信息整合为关键,以新媒体、传统媒体关系的恰当处理为重点,综合采取措施,是化解新媒体法律传播问题的可行对策。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的错位及矫治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是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制度的设立及实施状况的心理认可,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存在某些错位,需要对其进行矫治,以逐步培育出一个与社会主义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相适应、合乎法治文明要求和时代潮流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

从法律职业化看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

法律职业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法律意识属于法律上层建筑 ,具有相对独立性。培养公众法律意识是成就中国法律职业化的内源性基础条件 ,其中包括对公民的普法教育和对机关干部人员的普法教育 ,二者不可偏废。塑造职业群体法律意识对成就中国法律职业化具有提升性净化作用 ,具有更高层次的内涵和要求。

新闻侵权的形态与防范

随着新闻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媒体进行的真实报道导致的侵权纠纷越来越多．媒体被推向被告席的新闻侵权案例逐年快速增加，媒体侵权败诉屡见不鲜。这不仅损害了新闻媒体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人行基层支行依法行政存在问题及建议

随着我国政府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和普法活动的深入开展,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或个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近年来,人民银行基层支行在依法行政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执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构

证人出庭作证难已严重困扰着我国庭审方式改革。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最为明显的 ,当然还有公众法律意识水平不高等因素阻碍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构就需要完善法律规范 。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个体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在我国刑法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有助于完善我国刑法理论。本文从法律的人性关怀、刑法的谦抑性、公众的法律认同感和刑法的市民化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对期待可能性的合理价值进行了探讨。

运用“三控制法”提高病案管理质量

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和公众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医院病案在医疗、教学、科研、司法、保险、医院管理以及医疗纠纷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受到各方的极大关注。在这种形势下,

用法在人

司法审判工作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救济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度建立的时间尚短，公众法律意识依然淡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与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结为一体，人们常常抱怨社会缺乏诚信。因此，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依然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和困惑。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官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正、有说服力的司法审判上。

现场执法安全与警务指挥战术的实践应用——以房间突入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状况良好,严重暴力恐怖犯罪大大减少。但是在部分执法活动中,仍然出现了警察流血伤亡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公众法律意识的提升,人民警察的现场执法活动绝大多数属于“镜头下”的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