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如何传播与引导公众舆论

本文主要围绕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传播和引导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展开研究,结合新闻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的价值和需要面对的挑战,从原则、导向、定位等角度入手,探究新闻媒体可以做出的调整,优化新闻报道策划形式,提升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引导方面的影响力。

哈贝马斯理论视野下网络的非公众舆论表征

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我国网络舆论发展状况正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网络暴力显现了网络舆论的发展困境。而依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的理论,网络舆论在严格意义上不能被称为公众舆论,它呈现了非公众舆论的表征,分析这一表征带来的后果,凸显了一个共同文化本源,即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给网络舆论带来的影响。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

公众舆论对于政党及政府获取政治权威及执政合法性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政府进行政治治理及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本文指出,公众舆论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化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公众舆论主体呈现群体极化倾向和从众化特征,舆论客体呈现相对集中化特征。理性公众舆论具有信号灯预警功能和监督机制功能,有助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化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实现:健全网络管理制度,净化网络环境,提升公众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建构文化精英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话语主导模式;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政府、媒介与理性公众舆论三者健全的结合机制与互动机制。

企业公众舆论冲突管理策略

企业公众舆论冲突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传播行为可能导致的意见冲突,即对于企业不利的社会舆论以及冲突性的公众行为。实施科学的公众舆论冲突管理策略,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当今企业管理重要的课题。

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

[目的/意义]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是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必然结果与时代要求。改变公众舆论非理性表达的舆论生态现状,使公众舆论表达回归理性的本真,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与积极的正面效果。[方法/过程]基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定性分析。[结果/结论]公众舆论的理性表达是时代的呼唤和理性的选择,能促成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降低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难度;能规范和净化网络空间,形成良好的舆论生态;能助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能在公众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形成和凝聚社会共识。

心理应激影响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

当前中国经历改革转型大潮,进入"矛盾凸显期",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率增大,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但危机事件信息传播中公众作为舆论主体,他们的心理动态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分析微博内容中公众表露的对事件的态度以及在事发后的个体行为决策,探求危机信息传播在不同心理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机制,希望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提供路径。

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本文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为视角,着力探讨了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机制以及其作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对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理性,是否具有真实性、价值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说明。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

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外政治学、社会学和舆论学界广泛的关注。基于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洞察力,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概念。他一方面指出极端的平等反而会带来极端的专制,一方面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针对公众舆论问题,他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了思考。西方自由主义基本沿循了他政治层面的思路,但是他在社会层面的观点则一直被忽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庸众社会已成事实,值此之际,他的思想遗产更值得我们反思。

受众卷入、评论互动与公众舆论:基于话语分析的网易新闻用户评论案例考察

随着用户评论成为网络新闻的标准特征并被视为重要的公众舆论场,影响其互动性的因素也引起学界重视。但在公认的几个主要因素中,有关个人卷入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作用也被低估,常被视为需与其他因素配合或充当其他因素的中介。文章依循受众卷入研究中以受众书写和会话作为受众互动与反思之证据的方法论,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自然发生的用户评论话语来考察其中所反映的认知性和情感性卷入,发现在用户评论这一与新闻报道紧密相关的公众舆论场中,受众卷入不仅可以自主地影响用户评论的互动性,还可以自主地影响公众舆论。

政治文明建设与公众舆论监督

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作为公众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舆论监督,在促进公开信息、问责政府方面,具有其它载体无法替代的责任和作用。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作为。

媒体审判与审判媒体:媒体引导公众舆论的理性反思

媒体审判在发挥着监督价值的同时,也会干扰司法审判过程。越来越多的媒体审判事件出现,使得人们开始从媒体审判转向审判媒体,理性反思媒体引导公众舆论现象。正确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要转变理念、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以及优化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

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

《苏报》原为“营业性质之小报”,后在追踪时代潮流的过程中转成“善造风潮之报”。通过对各地“学界风潮”的持续报道,《苏报》充分彰显了报刊传媒的社会批判功能,并因此形成某种旨在批判教育腐败、政治专制和文化奴役的激进舆论。而后,章士钊等人主持笔政,着意对栏目设置和版面编排进行“改良”,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文字,使得《苏报》完全成为革命宣传的舆论工具。从《苏报》舆论的言论进路与话语策略来看,实经历了一个由和缓而激烈、由教育批评而政治批判、由双向“交流”而单向“灌输”的过程。

试析公众舆论的表现形式

公众舆论是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人们对公众舆论的许多方面还存在许多模糊的认识。理清公众舆论的具体形式,首先应该明确公众的内涵与分类。公众舆论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六大类,即媒体、利益团体、民调、专家学者、选举投票及其他。只有综合认识这五个方面,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公众舆论的状况及影响。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略论美国公众舆论对朝鲜战争的影响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民众的公众舆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不仅影响到了朝鲜战争的进程和规模,而且甚至还影响到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总统的选举。

社会化媒体在公众舆论构建中的功能实现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正在改变着中国的传媒生态,调动了普通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但社会化媒体在促进公众舆论构建的同时,由于其信息传播方式、用户特点、技术特性等因素,也限制了公众舆论的形成。要想实现社会化媒体在公众舆论中的应有功能,应从有效监管信息传播通道及内容、规范公众信息传播行为、加强与传统媒体的渗透融合三方面寻求变革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