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

随着新媒介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构建起来,由利益或兴趣聚合起来的个体和社群,形成微议程,已成为议程设置不可忽视的显性要素。我们假定,个体和社群通过微议程,或直接影响公众议程,或与大众媒体议程进行互动博弈,间接影响公众议程。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微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微议程的提出背景,微议程的界定,微议程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微议程影响下的议题显要性转移图示。

构建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的机制——基于湖南省“三问”活动的启示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外在创始型政策议程成为决策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是实现这一模式的内在要求。从这一背景出发,分析了我国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的意义,指出了我国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互动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湖南省"三问"活动的启示,对其良性互动的机制的构建途径进行了探讨。

中国公共政策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的探讨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现状已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势在必行,本文提出了两种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即正式途径模式和非正式途径模式。

中国的政策议程分析——以公众议程为视角

政策议程可以区分为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二者的互动与结合将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由于信息资源的封闭与不对称、政治制度的封闭性、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缺失等原因,中国的公众议程作用一直较弱。强化公众议程的建构更符合现代民主社会对政策过程的要求。

微博公众议程对媒体议程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媒体对一件事情的报道能够左右社会舆论的优势已经发生了动摇,公众正在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获得越来越多影响媒体议程、甚至左右社会舆论的权利。以微博为例,微博上公众议程对媒体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可以分为两点:公众属性议程对媒体属性议程的影响;公众设置媒体显著性议程。这两条作用的生效,既需要事件本身能够吸引到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还需要借助娱乐化的表达方式这一外在形式的包装。

微博中公众议程的形成过程——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微博中公众议程的形成过程是基于微博立体的传播系统的。微博用户个体将个人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信息发到微博之中形成个人议程，个人议程更多的是在近关系中传播，当个人议程含有被自己所属群体接受的兴趣点或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时个人议程经人际传播上升成为群体议程。

舆论引导中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以侯耀华代言门事件为例

在侯耀华代言门事件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央视的议程设置和网络中的公众议程设置形成了不同的舆论演变阶段和不同的舆论导向．它们的融合对于政策议程的设置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治理视角下公众议程的缺陷及其功能完善

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完整的政策议程包括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大阶段。然而,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中公众议程存在极大的缺陷,其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理念视角下,政府不再是政策过程的唯一主导者,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政府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无法单独治理,完善公众议程,强化其功能成为实现善治的必要。

浅析政府议程、媒体议程以及公众议程的相关关系 ——基于《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印发与媒体报道的实证分析

公众对某社会问题的重视为政府议程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政府的政策设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关注政 策,最终促使公共议程的出现。现阶段大部分重要议题并未纳入公民知情范畴当中,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覆盖范围还应得到进 一步延伸。笔者选取《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发表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重点,在 此基础上揭示了政策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体议程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中发现,政策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体议程三者间具备 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可见,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强化对媒体的管控力度,保障自身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发 挥。另外,政府应强调同媒体间的沟通与交流,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保证公民需求得到最大限度内的满足,进而在根本上保障我国 公共政策议程的科学合理。

微博空间中环境政策的传播与公众议程分析——基于河长制的大数据分析

环境政策的传播是保证环境政策实施的重要环节,微博则是环境政策进入公众议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水污染治理的一种创新性政策举措,河长制的传播状况对环境政策的传播研究具有代表性。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对2016年12月—2017年9月期间微博中河长制的相关文章进行挖掘,共获得8094个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热门议题而言,虽然河长制的议题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声音仍然较弱;政府机构仍然是最主要的发言群体,但普通用户的发声愿望也较强,成为第二大发言主体;在反馈环节,公众的参与愿望不强,这体现为相关话题的点赞与评论数量比较低。这些均显示,目前环境政策的传播仍侧重于政策介绍,缺乏对政策的深度解读和对政策执行的监督与反馈。

从“躲猫猫”事件看公众议程、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的互动

在2009年初的"躲猫猫"事件中,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公众议程、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媒介议程,以及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议程三者的互动促成了该事件的强大影响力。公众议程在三者中占据主导地位,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并存、互补推动事件向前发展,政策议程的主动干预则有效地影响了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

公众议程的形成逻辑、演进过程与政策影响——基于一起邻避型环境治理案例的分析

传统议程设置模式因忽视公众议程使得政府决策缺乏民主性,随着多元主体有更多机会和途径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去,以及社会公众维权意识提高、话语影响力增强,公众议程构建价值逐渐显现。作为一起典型邻避型环境治理案例,G市垃圾填埋场的形成、发展以及解决过程显示,公众议程构建要素包括风险感知、群体动员、集体抗争和新议程建立,演进路线是媒体报道催化风险感知、从风险感知到公众议程、从公众议程到问题解决;其手段是群体抗争的施压、传统与网络媒体的相互推动、上级关注推动治理结构开放,从而建立公众议程并持续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在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舆论传播机制和大众社会文化等方面影响决策过程,进而影响政策产出。未来需要重视公众议程在决策环节的作用,聚焦政策过程变迁中的"公众参与",增强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价值,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公共政策研究目标,助推公共价值生产。

对微博时代下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博弈关系的探究与思索——以twitter对《纽约时报》的影响为例

当今时代运用互联网技术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已经逐渐超越传统媒体(一般指广播,报纸等)成为媒介话语权新的"霸主",迅捷而自由的沟通情境衍生出了论坛,博客,以至现在的微博等一系列新媒体形式。基于传播效果研究的议程设置理论虽然不断更新发展,但限于理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迎合高速发展又充满变数的新媒体的需要。Twitter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微博网站已经成为了许多媒体的合作伙伴,国际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更是其中的先驱。以二者为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博弈关系及其变化,从而在特例中发现当今媒介与公众新的互动本质和一般规律,发现问题并提出对策,以完善议程设置值理论并促进传播事业不断发展。

“政府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

我们走过了壮丽的70年,奋斗在新时代。而我们新闻人,也迎来了超越纸媒拥抱互联网的新时代。在众声喧哗、需要激浊扬清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在新旧融合、行业剧震不已的时代,我们破茧新生;在娱乐至上、"失焦""脱焦""跑焦"的时候,我们担当作为。有人总结说,党报的价值,就是推动实际工作、推动实践发展;党报的力量,来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是党报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斯洛伐克总统大选之公众议程设置产生的原因及借鉴

通过描述2019年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大选事件始末,从政治角度、历史角度、地理与民族角度、文化教育角度,探究了斯洛伐克的公众议程设置为何会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原因,就相关原因提出对中国公众议程设置的借鉴。

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及治理进路

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受到挑战并逐步转向。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制定主体和政策议程设置方式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政策议程设置结果更为贴近民意。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不同的公众网络行为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路径。政府需要在增强自身能力、拓宽政策议程采纳渠道、提升公众有序政治参与能力、正确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加强治理。

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议题排序研究

在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可进入政策议程的可能性变大。为研究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差异性,收集全国"两会"的相关数据,对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的议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公众关注的议题呈现基本稳定状态,公众议程中议题的变化与该议题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不同界别群体对政策议程的关注度存在差异性,主要源于该群体集体的价值取向;公众对议题的重要性排序与政府对议题的重要性排序不一致,在某些议题上重要性排序差异较大。

网络时代大众媒介、公众、政府议程互动模式的建构与解读——基于网络事件中媒介议程设置的思考

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典型网络事件,建构了网络时代背景下的"议程互动"模式,对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