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公众话语权建构

作为公众话语表达和话语权实现的相对宽松的平台,微博对公众话语权的建构要基于普通用户和意见领袖用户两方的共同努力。目前,微博维权颇有成效,但也遭遇了普通受众力量微弱与该平台谣言、虚假信息滋生的问题。有效构建公众话语权,还有赖于普通受众能明确微博信息的传播特点,提升微博素养;媒体能主动参与微博,打造微博公共交流平台;政府能与公众坦诚交流,借力微博疏通官民沟通渠道。

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因此,在传播实践中,各利益集团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从来未曾停止。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公众话语权逐渐展露出来进入人们的视野。本文以典型案例分析不同的新媒介形态下话语权的特征,总结新媒介对于公众话语权变化的意义并指出其局限所在。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众话语权--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J镇近年协商议题的分析

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协商议题的发起关系到公众在协商中的话语权。通过对成都市J镇2013—2016年的乡镇层面的社会协商对话议题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构建了"协商对话议题公众聚焦模型",发现在该镇级层面的社会协商对话中公众聚焦的议题,均是围绕本辖区内的公共利益提出的,议题主要与辖区内的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息息相关。而这些聚焦的协商议题能否成为协商对话会讨论的问题,还取决于政府的关注程度、问题解决的迫切程度及解决的难易程度等。

自媒体时代公众话语权的建构

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以其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为公众话语权的构建产生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在简要分析自媒体环境下公众话语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自媒体环境下公众话语权的积极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自媒体时代公众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一定新思路。

新媒体语境下公众话语权的提升与加强

传统媒体时期,新闻话语权掌握在专业的媒体人手中,公众很难获得表达观点和意愿的机会,只能处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地位。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一系列社群平台,如微博、微信、知乎、论坛及社交网站等的诞生和普及,使公众的新闻话语权有了新的表达渠道,公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声平台,公众的新闻话语权得到了提升,但还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这需要专业媒体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以朱令案为例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媒介涌现出来。传统媒介信息单一化的传播模式受到冲击,新媒介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等特点对公众话语权的重新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在传播实践中,一直以来各利益集团都在争夺着公众话语权,新媒介的崛起,使得公众话语权逐渐展露在人们视野中。本文以19年悬而未绝的朱令案为例分析新媒介形态下话语权的特征,总结新媒介对于公众话语权变化的意义并指出其局限所在。

网络民主与公众话语权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一种普及的交流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有人称网络是言论自由的"乌托邦"。但网络并非零障碍,如何实现公众语语权的最大化,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网络公众话语权与民主政治建设

网络的出现为公众广泛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公众话语权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网络时代发生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影响,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进程。

学者遭遇媒体:别枉用公众话语权

只有负责任的媒体和负责任的学者通力合作、不断努力,大众才有可能安心享用这份各类传媒贡献的"学术盛宴"

网络舆论事件中的公众话语权

近年来，网络舆论事件时有发生。通常，网络舆论事件会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交互作用下发展。 公众话语权解放与网络舆论事件出现 从厦门PX事件到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从华南虎事件到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周久耕事件等，都因为其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而受到社会的关注。

从张钰事件看DV时代的公众话语权

在张钰事件中,不管张钰的行为合法与否,都应是DV作为实现公众话语权武器的一种胜利,是DV这种新媒介获得相对顺畅的大众传播渠道后引发的一场传播地震,这种结合方式必将对我们社会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民生新闻与公众话语权的回归

“民生新闻”近年来大量涌现并广受欢迎。民生新闻不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而出现的，它不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之外的新的新闻体裁，其报道范围并不仅仅限于社会新闻领域，已拓展至时政、经济：等多个新闻领域。民生新闻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观念而出现的，并已形成为一种思潮，成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对传统的新闻观念产生了全面的冲击。

媒介技术赋权视域下的公众话语权与社会治理分析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到来。新媒体这个相对公平、公开的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格局,受众可通过新媒体自由发声,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更加便捷的信息传播和反馈机制已逐渐建立起来。从此,受众拥有了受者和传者两个身份,这也意味着受众拥有更多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等。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时代,新媒体究竟是如何赋予公众权利的?公众究竟拥有多少权利?这些权利具体包括什么?这些权利让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时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以上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媒介技术赋权的角度研究公众、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

公信 透明 公众话语权——新形势下主流媒体加强导向作用之我见

在信息多元化、人人自媒体的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凝聚人心的导向作用变得尤为重要。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受到了巨大挑战,但如能坚持公信、透明和真正实现公众话语权这三个基本要素,就一定能赢得民心,使公众信服,切实加强导向作用。

从“大鸣大放”到“神马都是浮云”,评公众话语权的下移

中国不乏全民参与的事件:文革式运动中群众在领袖号召下的大鸣大放,超女决赛时八百万短信投票对于专家评委权威的颠覆,光棍节的网购潮,"神马都是浮云"式的网络新词、新造句。半个世纪以来公众对热闹、起哄的热爱从未减温,而从大鸣大放到神马都是浮云,变化的不只是热闹事件本身,还有对于传统公众话语权垄断的打破。伴随着公众话语权的下移,公众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其根源则是以网络通讯普及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引起人们在生活、文化意识等层面社会学意义上广泛的文化变迁。

网络公众话语权存在的问题与规制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公众话语权的回归提供了渠道支持,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源和信息发布途径垄断的局面,公众表达的愿望得以充分实现,但活跃的公众话语权的行使,暴露了公众话语权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公众话语权出发,分析网络公众话语权的特点,阐释滥用公众话语权的危害,探究进一步规范网络公众话语权的对策。

浅析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话语权失衡现象——以“草原天路骡子碰瓷”事件为例

在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平台的搭建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话语表达渠道,进而提升了公众话语权的地位。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大等原因,导致在"数字鸿沟"环境下公众话语权失衡现象日渐突显。其中,真正发不出声音的是那些未具备信息传播能力的人群。审视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冲突现象,可见这类未具备信息传播能力的人群难以利用新媒体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了解、分析网络时代下公众话语权失衡的表现、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话语权力,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生存空间。

新媒体时代公众话语权研究——以朱令案的超常发酵为例

新媒介时代下的网络媒介已经迅速发展为公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最大的公共领域。2013年4月的复旦大学投毒案把19年来悬而未决的朱令案再次推上风尖浪口,搁置十九年之久的朱令案中公众舆论的发展进程恰恰体现着新媒介时代公众话语权的变迁。本研究旨在通过朱令事件和其引发的舆论热潮探析新媒体时代公众话语权的变迁发展。

互联网技术对公众话语权的建构与赋权

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时代普遍“赋予”传统媒体时代几乎没有发言权的接受者,这意味着互联网技术赋予公众话语权力。这种赋权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赋权;二是社会赋权。文章分析了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对互联网技术影响所产生的公共话语权力的影响。

尊重公众话语权是民主立法的灵魂

近日，根据2006年立法计划论证调研项目的调研结果和2007年立法建议项目的征集情况，经浙江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征求意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