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华侨土地公信仰研究

基于中日地方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考察明清时期长崎土神堂创建与变迁的历史过程,追溯其与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民间信仰的渊源关系,认为长崎土地公信仰在明清华侨社会中具有护佑航海、社群整合、文化彰显、社区娱乐等重要功能,同时对日本当地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流传至今,由此探讨以传统民间文化为载体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之间交流互鉴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神明“标准化”、“正统化”下国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

飞山公信仰于唐末宋初肇迹于湖南靖州飞山。飞山公从杨氏祖先到地方神明,再到侗、苗、瑶、水等多族群共同信奉的区域性神明,是湘黔桂界邻区域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及杨氏宗族、地方民众与国家长期互动的结果。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借助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神迹,配合国家敕封,将飞山公塑造成忠于朝廷、保境安民的神明形象,不断助推其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而杨氏宗族与地方民众扮演了将"祖先"与"神明"区域化、多样化的重要角色。

神起域外:琼越兄弟公信仰缘起新探

东南亚与海南广泛流行的兄弟公信仰,是琼侨所奉祀的三大民间信仰之一。历史上琼越两地经贸往来频密、人民互帮互助。尤其是19世纪以来,越南琼侨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两地民间联系更为紧密,兄弟公信仰即缘起于该时期。1851年,冤杀琼侨事件发生后,阮廷进行了及时处理,但次年京畿地区发生的大旱令嗣德帝认为与此事相关,并命官祭祀。1913年,维新帝更将其敕封为“中兴灵扶之神”。阮朝两任皇帝先后进行祭祀和敕封,奠定了越南因素在兄弟公成神之路上的基础,此后的传说中都不乏越南官方的影子。对比各国关于兄弟公信仰的各种传说,可以看出这些传说大多受到越南故事的影响。兄弟公信仰被认为不仅可以保护渔民、商人在海上行船时的安全,还可以慰藉在外的琼籍华侨华人,是海外海南人群体联系的纽带与精神支柱,对于团结、整合域外琼籍群体作用重大。

北朝佛教与儒家文化——以北魏佛教公信仰为中心

公元5-6世纪的北朝是中国民族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则在这时起到了特殊作用.北朝三教以"戎华之争"为特点,佛教一方面反对儒道二家,另一方面又用儒家的"孝"之学说去批评正在进行的灭佛行为.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忙着从传统文化到儒家文化的转型,佛教一时成为各民族政权的公信仰,国家建立了僧官管理系统,佛教的回报就是拜佛即拜皇帝.

闽台祖师公信仰的历史嬗变

漳州的三平祖师和泉州的清水祖师在福建、台湾影响广泛,同被称为"祖师公"。祖师公信仰是闽南、台湾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台两地至今仍有众多的信仰者。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料、碑文记载、民间传说和网上资料对祖师公信仰的起源、形成、发展、传台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

台湾的尪公信仰与地方文化记忆传承:以台北木栅忠顺庙为例

本文主要探讨尪公信仰在台湾的多元发展,特别是地域性和宗族性上的发展脉络,并对台北木栅忠顺庙的祭祀活动进行概述,以及探讨地方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记忆传承。尪公是先民在台北地区屯垦时最重要的信仰神祇之一。早期台北地区的屯垦移民多数以务农为主,因此每当农作物受到虫害造成大量损失,先民无计可施时,便会举办尪公绕境仪式来驱除虫害。除驱除虫害外,尪公也是一位武神,早期先民与原住民作战都会先祭拜尪公,祈求带来胜利。本研究通过考察台北木栅忠顺庙后发现,尪公信仰在台北地区有地方传统文化上的记忆,但随着台北的都市化、居住群体改变,以及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形态后,让原本具有驱逐虫害功能的神祇信仰文化逐渐消失殆尽于台北地区。对此笔者尝试探讨具传统与地方特色的尪公信仰文化如何延续地方共同宗教的信仰及城市文化记忆的传承。

明清时期云南顺宁猛公信仰研究

猛公信仰是以云南顺宁府猛氏土官群体为崇奉对象的民间信仰,其产生并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顺宁府地区。这一信仰根植于蒲人敬奉首领的信仰传统,拥有广泛且深厚的信仰基础。官方最初视猛廷瑞为叛臣而将其处死,并曾试图利用诸葛亮信仰予以制衡。后来,官方逐步对猛廷瑞进行平反,并对猛公信仰进行了儒家化改造;而民间社会则通过利用儒释道三教为猛公信仰正名。最终,猛公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这一过程是顺宁蒲人融入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圈的具体过程,猛公信仰在其中发挥了整合顺宁蒲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纽带作用。

南海民俗类非遗的保护现状与发展路径——以海南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为例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是南海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这一民俗信仰体系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基本特点和保护价值。尽管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知名度较低、保护力度较弱的情况,因此需要采取数字化记录、遗产教育、产业开发等多种形式进行保护,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南海海洋文化。

中国济生会所见近代绅商居士之济公信仰

本文通过梳理上海中国济生会的社会慈善事业和济公扶乩信仰活动,以及主流佛教界批判扶乩和对济生会的接纳,认为近代绅商居士信仰扶乩化与佛教自身现代化的张力在人间化的慈善功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绅商居士逐渐独立于僧团,以佛教慈悲理念开展人间救助和教化,势必要融摄传统民间信仰,树立自己的宗教权威,进而网罗更多慈善资源;主流僧界为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竭力摆脱"迷信"标签、与民间信仰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必须依赖这些绅商居士力行善举来塑造佛教关怀人间的形象。

济公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济公本是南宋临济宗的一名僧人,饮酒逞才,因圆寂火化时出现舍利而被杭州民众认为是高僧,由此开始了济公神化的历程。在宋代杭州浓厚的罗汉信仰氛围下,济公被传说为罗汉。济公传说被不断附会,明中后期小说中济公成为一名异僧,神通与破戒并存。到了清中后期,北京济公故事兴起,济公成为一位市井神侠。在济公形象演变过程中,多种社会力量都参与其中,以他们各自的文化传统改造着这位民间英雄。

略谈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及其当下价值

20世纪以来,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发掘了一批海洋文化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南海北岸珠江口湾区南越国及汉代番禺都会文化遗存、南海西南暹罗湾扶南国俄厄海港文化遗存、南海北部西沙群岛甘泉岛居住遗址都见证了南海早期海港城市、濒海国家发展和西沙群岛开发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及周边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南海Ⅰ号沉船、华光礁Ⅰ号沉船、金瓯沉船等重要海洋考古遗址,出水大批极有价值的沉船遗物,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了解涉海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海南民众创造的兄弟公信仰是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乃至东南亚海洋信仰中占有一席地位,《更路簿》所蕴涵的航海知识也是近世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结晶与文化遗存,对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应善加保护与利用,为发展现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大局服务。

福建“作场戏”戏出结构与演剧型态探析

福建"作场戏"又称"阔公戏",乃是向地方神张大阔公祈福祝保的宗族祭祀演剧,目前仅存大田县文江乡朱坂村"丰场"与永安市槐南镇槐南村"人场"仍搬演。作场戏演出时,阔公与田公各司所职,各显神通。阔公神舆及香炉坐镇后棚,作为乡里宗族祭祀仪典中受享香火的主神;而子弟以"肉身"妆扮变身为田都元帅,在祭祀仪典中作为神灵化身"尸",甚或再手捧田公神像,或是与郑二连袂,以"双重"灵威坐镇前棚为场主,发挥戏神的职能神通。而作场戏以"祈丰保民/禳灾祈福"为戏出核心主旨,组合串连为"杂剧群"戏出结构,展示宗教科仪、歌舞、科诨与武术杂技等多元演剧型态,呈现兼融神圣祭仪与世俗娱乐的演剧特点。

帆船时代潭门渔民更路南海技术与航海习俗

帆船时代,潭门渔民自己制造木质帆船远航三沙捕捞生产。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积累了在南海航海的多种经验知识,也形成了丰富的航海习俗,特别是独创了海南本土的海神信仰文化——108兄弟公信仰。

论武陵山区的傩公傩母信仰

傩公傩母作为区域社会里相关民族信奉的神灵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就古代方志记载和近现代及今人调查报告来看,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傩公傩母成为这一区域普遍的神灵信仰是文化涵化的结果,而"圣化"、"俗化"是傩公傩母信仰文化涵化的具体表现。比较而言,俗化比圣化更影响了傩公傩母作为地域社会神灵信仰的广泛接受。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的俗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

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但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很可能更早于开埠前的马来酋长管辖阶段,而且是肇始于安葬移民海上浮尸和树下死尸的"移鬼"形式,属于从坟地庙宇拓展出来的大伯公信仰。这项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属于移民迁徙半途不幸死亡而成的"移鬼"形式,比一般学者认为的移民携带香火或神像分身渡海南下的"移神"形式更早,其祭祀初衷也更自然和纯朴。

福建大田县作场杂剧形态遗存钩沉

作场杂剧是现存于福建大田县文江乡朱坂村宗族社会中一种古老的戏剧样式,是福建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戏剧形态;其流传渊源古老,与朱坂村宗族保护神阔公信仰与祭祀活动密不可分;不仅具有独特的戏曲艺术形态,还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仪式表演,保留了一些我国早期的戏曲因素遗存,从而具有"活化石"意义,对研究和探讨福建乃至我国的早期戏曲和宗族戏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