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政府公信力损耗及其治理论析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履职能力的认可和信任度,属于政府的无形资产。宋代地方政府在行政中公信力损耗严重,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官员滥用权力残害民众、贪赃腐败、渎职怠政等方面。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部分官员素质较差,地方财政窘迫,中央政令和考核指标要求以及监督问责体制难以发挥实效等。为了挽回民众信任,宋朝统治者也提出一系列防治举措,既有制度层面的法令规章,也有执行层面的人事运作,还包括诸如《官箴书》之类的劝诫引导等,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惩治措施和长效问责机制,特别是中央决策的可行性和对地方财政的搜刮,导致地方政府违法扰民问题仍屡禁不止,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宋代民众以“不清不浊”的浆水色来形容地方政府和官员,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新时代司法传媒生态构建研究——评《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传媒角色研究》

新时代下,构建一个公正、健康、和谐的司法传媒生态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其不仅能够在司法实践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便于进行司法宣传与普法,推动司法改革与法治化进程,还能够影响到社会公众对立法、司法等一系列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增强司法公信力。《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传媒角色研究》一书是我国具有建设性的司法公信力传播策略研究的最新力作。本书作者基于角色理论分析了司法公信力建设中记录者、宣传者、监督者等不同角色的建构问题,以期在司法公信力形成研究、困境研究、传媒生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时代司法公信力建设之路。在新时代司法传媒生态建设中,记录者、宣传者、监督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相互独立之间寻求合作,在互斥的张力之间达至平衡,这些角色的对立、合作与冲突一直贯穿于司法传媒生态构建的全过程。

规范慈善组织运行 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公众对慈善行业的期待很高,往往个别慈善组织的失范行为会影响到整个慈善行业的公信力。因此,慈善法在慈善募捐、慈善财产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修改了若干条款,以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突发事件背景下媒体公信力提升路径探究

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兴起,公众的认知方式和信息接收习惯发生改变。尤其在突发事件背景下,各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今天,信息激增使公众迫切需要获取有效信息以规避风险。因此,在公众普遍处于信息饥渴状态和大量的信息噪声叠加的背景下,关于媒介信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媒体公信力是媒体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是媒体最主要的竞争力,也是其立足社会,寻求生存发展及提升经济效益的前提。文章将突发事件背景下媒体公信力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媒体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性及影响因素,认为媒体公信力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塑造的。就内部而言,受众的媒介使用、信息素养、社会认知是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就外部而言,信息来源、“意见领袖”、媒体环境共同发挥作用。文章分析媒体公信力影响因素,建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机制模型,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包括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提高公众媒介认知素养、严格把控信息源的正确性,以期帮助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提升自身公信力。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与实现途径

本文基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的基本立场,对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认为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政策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和科技要素等。所谓主体要素包括司法判断力、司法拒斥力等;所谓政策要素包括司法公开力、多元支撑力等;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制度保障力、监督制约力、人权保障力等;所谓文化要素包括文化引领力等;所谓科技要素包括科技辅助力等。其中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力就没有司法公信力。既然司法公信力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也必然是多元的。本文从队伍建设、制度保障、监督制约、司法公开、保护人权、科技辅助、多元支撑、文化引领以及域外借鉴等多个方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强调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需要多渠道并举的多元建构模式整体推进,久久为功,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自媒体公信力评价及培育——以科技类公众号为例

自媒体的公信力问题是困扰我国媒体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科技类自媒体由于传播内容具有更高的科普性要求,其公信力问题自然更受关注。以公信力为视角,主管单位与同行评议的外部评价、自我定位及价值观的内部评价、受众与传播的对象评价是分析其公信力的可行方式。研究发现,优质科技类自媒体公信力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在科普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主观性,保持稳定的持续专项内容创作以及依托于高公信力平台是培育自身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县级媒体新闻公信力与传播力创新

融媒体时代,县级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文旨在探讨县级媒体在融媒体时代如何创新自身的新闻公信力和传播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深入分析县级媒体在融媒体时代的定位,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创新策略。

灾害报道如何增强公信力引导力共情力——湖南岳阳华容团洲垸抢险报道透视

融媒体时代,灾害报道面临着全新机遇与挑战。文章以湖南岳阳华容团洲垸抢险报道为例,探讨主流媒体如何适应新的传播形势,在灾害报道中主动作为,在公信力、引导力、共情力上聚焦发力,起到凝聚共识、引导舆论、传递希望的积极作用。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主流媒体公信力重塑与展望

主流媒体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先锋。数字技术变革让多元主体重获媒介权利,共同参与建构了更为复杂的传播格局。新闻报道长期坚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公众信任的基石。技术让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发生了结构转型。媒介网络中公众和非专业媒体参与的信息分发机制在加速社会运转效率,但内容监督机制的缺位也造成了媒体公信力的流失。厘清媒介组织、受众、技术间的主客体关系是全媒体建设下主流媒体公信力回归的重要议题。

价值导向视野中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宗旨的体现,是执政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体现。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还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加强权利法治保障,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是加强权利司法保障。强化权利保障必须做到“切实”二字,因为它不是一种“政治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加强权利司法保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意识,只有切实有效地做到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才是真正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二,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持罪行法定、疑罪从无和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坚决杜绝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守住法律底线,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其三,必须加强监督制约,严防检察权、公安侦查权、监察委调查权以及审判权等对公民权利的非法侵害;其四,鉴于中外政治经验一再表明的——对公民权利的最大侵害来自于行政权力,因此,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是必须的,要建构这样一种机制,防止行政权肆意践踏公民权;其五,创新司法权运行机制和审判方式,构建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体系。总之,只有切实做到上述五点,司法公信力才有望全面提升,中国司法文明才有望全面进步。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建构一种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司法系统,它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与应对——基于政治伦理之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借自身信用获得人们信任的能力,其作为政治伦理范畴,政府管理理念、行为及绩效均要受到伦理检视。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在催生公众参与精神的同时,也误导民众价值选择,增加地方政府伦理治理难度,拉高民众对政府的伦理期待,稀释政府公信力。新媒体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伦理成因在于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应对机制、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严密的信息过滤机制尚未构建。面对集合了多方利益诉求的舆情,地方政府应采取沟通互动、公开透明、务实及时等伦理举措,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公信力。

学术期刊公信力的伦理审思

公信力作为学术期刊赢得学术共同体成员认可和信任的重要评判标准,在推进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中有着积极意义。在基于学术期刊传播性和专业性等提升公信力因素的研究之外,更需要重视学术期刊编发工作的伦理原则,以及学术期刊树立公信力的关键要素。要以提升编辑和同行外审专家的职业伦理为抓手,正确对待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倡导学术共同体成员提升学术道德来切实树立学术期刊的公信力。随着大数据和AI技术对科研工作的全面影响,学术期刊的功能性必将逐渐弱化,这为其公信力的树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要求。

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通过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从社会制度、行政能力、治理效果和公众参与四个维度设计了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阐述了各个维度指标的选择与定义。在构建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体系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对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赋值和分析,构建起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法。最后,从上述四个维度对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出建议。

媒体公信力:概念界定、建构维度与路径探析

以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为代表的媒体公信力研究,对于媒体公信力的理论概念重视程度不够,而近年来现实世界中媒体公信力缺失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使对公信力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和研究有了必要性。本文首先对与媒体公信力意义相近的几组概念进行辨析,包括“媒体问责”“媒体责任”以及“对媒体的信任”。基于此,尝试对媒体公信力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构建媒体公信力的四个维度:信源、媒介渠道、信息以及受众。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及突破路径

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尽管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但是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选择意愿仍然不高,这是当事人与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一个阶段性互动困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不具备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选择时所需的诉讼优势,故而难以吸引其认可和选择。此外,我国当前的律师服务市场也处于割裂状态,可向当事人提供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相关信息的集中传播渠道不畅,增加了当事人选择的难度。我国宜调整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竞争目标,向更广泛的外国当事人和国际案件拓展,使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更具开放性;同时,还需加快我国涉外律师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以畅通集中信息传播渠道。

传媒的公信力与传媒人的数据意识研究

文章通过采用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资料,分析了传媒的公信力与传媒人数据意识的关系,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相应建议。首先,传媒公信力是传媒人数据意识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公信力,传媒人才会更加注重数据意识。其次,传媒人的数据意识对传媒公信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传媒人缺乏数据意识,就会导致报道不准确、不全面,从而影响传媒公信力。最后,提高传媒公信力的关键是增强传媒人的数据意识。文章建议通过加强数据意识培训、建立数据管理部门等方式,增强传媒人的数据意识,进而提高传媒公信力。文章认为,传媒公信力是传媒人数据意识的基础,提高传媒公信力的关键在于增强传媒人的数据意识;加强数据意识培训、建立数据管理部门等方式可以有效增强传媒人的数据意识和运用能力;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深度、关注受众需求和反馈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传媒公信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传媒行业将面临更多挑战和机遇,因此需要不断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传媒行业的持续发展和提升。在此背景下,传媒公信力成为传媒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传媒人的数据意识对提高传媒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探讨传媒公信力与传媒人数据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媒介事件传播的党媒公信力提升策略——以淮北市传媒中心为例

由媒体组织实施的媒介事件,由于其具备较强的可控性、易受关注、受众参与度强等特点,容易引发传播“爆点”,在提升媒体公信力方面有着重要优势。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党媒提升公信力的四个策略:提炼事件主题,彰显媒介事件的主流价值;强化议程设置,做好媒介事件的全程策划;优化融合报道,把握媒介事件的传播规律;强化技术支撑,凸显媒介事件的传播效应。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公信力建设策略探究

新媒体迅速发展,传统主流媒体式微,公信力呈下降之势,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已成为媒体自身发展和受众的共同需要。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以及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梳理主流媒体的发展历程,阐释媒体公信力的内涵,并以袁隆平讣闻抢发事件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影响媒体公信力建设的主要因素包括新闻内容是否真实、舆论导向是否正确以及新闻工作者是否坚守职业操守。在传统媒体生态受到新媒体冲击而加速解构和重构的形势下,公信力成为主流媒体巩固根基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度与影响深度。基于此,文章提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主流媒体应履行职责使命,坚守新闻真实底线;生产优质内容,创新信息传播渠道,实现多平台联动有效发力;遵循数字化时代的传播规律,不断优化议题设置,增强目标受众黏性,提升公众对主流媒体的关注度;注重人才培养,强化新闻专业知识培训,不断加强媒体自身品牌文化建设,提高主流媒体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内生动力。最终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承担起国家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信任体系与慈善权威的建构机制——以《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从生成机制、实践效果和评价标准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强调内部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和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制约和社会监督。这种底层逻辑的运行使信任原则的公共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树立,为当今社会慈善提供了共性和普适性的标准参照,堪称一部兼具学术史性质与现实价值的连珠之作,给我们辨析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近代公信力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一维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