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评斯金纳的工具共和主义

斯金纳早期著作中批判了持消极自由观的当代理论家,并试图发掘出替代性的共和主义传统。但他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存在着缺陷,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理论与其他消极自由理论之间的区别。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变革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应以“均等优质”的治理目标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定位,以“去中心化”的治理主体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以“去单一化”的治理方式彰显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方向,以“激励相容”的治理机制增强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动力。对照教育强国建设任务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当前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目标存在低效风险、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治理方式“权威化”、治理机制“不协调”等问题。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要聚焦关键要素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目标,促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开放共享,丰富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方式,提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治理效能。

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的结合——论中世纪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形成

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国乡村社会重要的基层组织,它的形成与发展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的村庄共同体是在古代村落的基础上,既保留了古代社会中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同时又融入了中世纪敞田制下的条田制等新元素发展起来的;随着敞田制村庄的形成,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又赋予了村庄一定的社会职责,从而使得中世纪的村庄成为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共同体组织。村庄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奠定了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而且还创造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私有共享"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为中世纪较为孱弱的个体权利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新医改背景下政府公共医疗服务义务研究

政府的医疗服务义务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随着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形成的。我国政府的公共医疗服务义务主要来源于宪法、国际条约和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相关规定。要实现医改方案中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的目标,政府应当通过公立医院提供免费的和成本价的医疗服务。从制度保障层面来看,还需要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彻底实现医院经营权与监管权的分离,并严格规制医疗服务的市场秩序。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

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大力增加发展性公共服务供给,制定一部统一的公共服务基本法,明确小康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严格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对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生存性公共服务和安全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增加发展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种类。

公共性与义务教育公共性述评

我们讨论"公共性"不能脱离具体所指,它需要通过公共组织的构成、公共权力的运作、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反映出来。公共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它不同于教育的公益性。义务教育公共性分为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前者包括有效性、责任性、中立性、平等性和公益性,是义务教育公共性的主要载体,后者包括参与性、公开性和可选择性,是实现实质公共性的重要保证。

论我国义务教育公共性实现的现实机遇与挑战

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在实现我国义务教育公共性中开始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它有利于办学形式多样化,增加教育的可选择性,缓解政府教育上的财政压力,推进普及义务教育,改善教育服务,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市场机制的本质和特点使其在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中也陷入诸多困境,简单模仿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义务教育公益性,破坏教育机会均等,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市场机制在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的政策安排

合理的政策安排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美国、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安排,主要包括制定基本的教育质量标准,建立各级政府职责分明的教育公共财政体制,扶持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对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管理,鼓励公民和社会参与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以及办学,教育信息公开制度化。这些政策安排对于我国当前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公共管理责任的结构分化与道德整合

公共管理责任是由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三者耦合的复杂的结构体系。从来源上看,这三种责任分别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在公共管理责任体系中,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强调对公共管理责任的道德整合,实质上就是发扬光大道德的张力,弥合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缝隙,使得公共管理责任体系真正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体。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人员才有可能经由道德责任的升华从而充分履行公共管理责任,真正做到以服务社会作为组织终极价值和职业终极目标,并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

法律义务视角下的财政扶贫:理论构造和实践逻辑

"财政中心主义"的扶贫模式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要求下面临调整,法治视野下的财政瞄准实质是公共财政的义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多年来缺乏回应。本文尝试从国家义务的理论出发,阐释了公共财政义务来源于公民权利,遵循社会本位,在法律构造上包括保障个人生存、均衡社会负担两大基本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扶贫的实践场进行了公共财政义务的基本判定。

从制度创新破解“三农”实际

中国“三农”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增收缓慢、乡镇体制不顺、教育文化水平落后和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实际情况,促使我们必须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和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等制度创新方面做文章。同时,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在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公共卫生保障制度和基本义务教育制度等方面大幅度提高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我们破解“三农”问题的方向和应采取的措施。

超大城市家长对民办教育资源的客观需求与主观要求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东省广州市11个辖区的70所民办小学、90所民办初中、26481名民办中小学家长的教育需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超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资源仍待持续完善与优化:"有学上"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入读"理想学校"仍有难度;民办教育资源供给面临多元化教育需求的挑战;优质民办教育资源难以满足高质量教育需求。未来应完善教育供给侧体系建设,引领民办教育高水平发展。

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既是一个经济主体 ,也是一个公共主体 ,本文从公共主体身份出发 ,构建了一个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 ,区别于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承担的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私人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时的产物。财政风险的大小与制度变迁的速度有关。评估财政风险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 ,二是政府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和义务 ,就债务论债务是没有意义的。我国的财政风险处于发散的状态 ,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原因在于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大锅饭” ,破坏了收益与风险对称的基本规则 ,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累积和集中的机制。今后改革的重心在于建立不同层面的风险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