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共价值共创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

[目的/意义]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探索已逾10年,然而其实际创造的公共价值却相当有限,系统探索其公共价值共创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的研究亟待开展。[方法/过程]以本土化调试后的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为理论框架,以一个包含3地调研报告、80份政策文本、427份有效问卷、2070个利用成果和2145条互动留言的综合数据库为研究资料,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结果/结论]当前数据开放的公共价值共创中,供需双方的公共价值期望类型和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为达成共识性目标,双方依托开放平台和应用大赛开展了双向调和。但受限于利用场景单一、资源基础薄弱和合作机制僵化,数据开放仅在部分场景创造了有限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我国应从目标、激励和约束的微观切口聚拢公共价值期望集合,通过刚性、中性和柔性的综合手段畅通公共价值调和渠道,推动场景、资源和机制的对接耦合以筑牢公共价值共创基础。

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创:数字时代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模式重构与路径创新

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是深化我国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政策导向。在协同育人与数字时代的双重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乡村家校社一体化效能已成为一种重要方式。技术赋能阶段,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客体发挥外在加持的作用;但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教育主体中的嵌入不断加深,其“类人特征”导致了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关键价值的隐匿困境,打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而在数字技术积极能动的特性愈加明显的新时代,需要将这一“非人类行动者”视作参与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体之一,通过公共价值共创的新模式重构协同育人应有的价值图景。循此理论视角,可以通过增强公共价值认知与识别、优化合法性与支持环境、提高融合发展运作能力的三角模型,探索数字时代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可能路径,促进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概念模型、驱动因素与行为过程--以杭州市社会资源国际访问点为例

与商业服务领域相似,旅游公共服务近年来也经历了由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演变的过程,由公共服务供需双方共创价值的实践现象已经出现。文章以杭州市社会资源国际访问点为案例,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性地提出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概念,剖析了由政府、企业、居民、游客等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的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现象,识别了制度保障、增权激励、信息透明、技术摄入、文化契合是实现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驱动因素与前提条件。而不同主体间耦合形成的服务生态系统,其内部各要素的互动与整合是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实现的中介要素。此外,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行为过程包括价值主张提出、共创环境营造、社会成员嵌入、社会价值共识、公共价值创造和社会影响输出。文章拓展了价值共创理论在旅游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揭示了共创的内部机理与行为规律,为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发展与供给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工具。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探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乡村春晚”为例

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来,获得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感知—创造—确认”的分析框架,结合浙江省丽水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合作生产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在合作生产的准备期,多元主体达成参与合作生产的初步意向;在合作生产的实施期,各方主体就价值共识开展服务生产和供给合作,努力维护各方主体的生产协同关系;在合作生产的生成期,各方对合作生产的价值结果进行评估,为相关主体选择进一步合作提供指引。本文探究不同合作生产环节的公共价值共创机制,拟从合作生产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数字治理过程中政企价值共创机理研究

实现公共价值是数字治理的重要目标,广泛的政企合作则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主要力量。那么,政企行动者如何在数字治理中共创公共价值?相应的驱动机理是什么?这是数字治理必须面对与妥善应对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行动者的动机、资源与能力、属性与关系来理解数字治理中的政企价值共创行为,本文则从制度与技术关系这一中观与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运用杭州X区在瓶装燃气领域的数字治理案例,探讨政企合作进行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驱动机理。案例显示:数字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共创是一个动态过程,经历了价值确立与共识达成、共同生产、模式扩散等阶段,共创了多维内容的公共价值(经济、行政、社会、服务价值)。这一成功的过程与结果来自于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的共同发力。这些认识,启示理论与实务界要破除简单的“技术赋能”,从制度与技术互动关系的视角入手,在政企合作中共创公共价值,实现数字治理的良好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