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分配正义

诉求机会均等与伦理关怀的分配正义是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题中之义。公共资源是公配正义的物质前提,品德是分配正义的必备条件。分配正义不仅可促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效互动、推动社会信任的合理循环,也有益于提升公民的权力−权利意识。强化分配正义中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分配正义的实践既要谨防分配的绝对平均化,忽视个体差异的经济化,更要杜绝过程中对地位、金钱或关系的依赖。理想的分配是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统一,在分配−发展中诉求公共资源分配的他律与自律结合,突出分配的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及共享原则。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有赖于执政党认知力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要有对社会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信任的决定因素,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共信任的影响,以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公共信任在市场化过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大学公共信任的制度基础及其效应

大学公共信任是公众出于大学给自己(或子女)提供的学习和个人发展所带来的预期获益而保持对大学持续依赖的信念。制度是信任得以产生的关键保障,运用"制度信任"原理从大学的外部诸制度来分析我国大学公共信任得以产生的机理,解释公众信任我国大学的传统依据,并分析基于制度而形成的大学信任所产生的信任错位等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寻求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论公共信任及公共信任问题

社会整体的诚信危机需要研究者反思传统的信任研究方法,并科学地考察和界定公共生活中的信任。后工业化过程中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公共性在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重叠及这些组织的社会责任的普泛化和理性化密切相关。公共信任问题是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组织的"公共质疑"的累积,是削弱社会整体诚信度,引起社会道德危机的首因。公共信任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诚信危机使公共信任管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必须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研究、管理,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整合力量。

公共信任风险视角下的塔西佗效应及其后果

公共信任是公共生活特有的一种信任,与公共信任相对立的概念则是公共质疑,即公众对公共机构及其官员的质疑。当这种公共质疑达到一定程度,便出现公共信任风险。公共信任风险的形成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规律性,主要包括风险源形成、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三个阶段。良好的公共治理,需要有一个低风险的公共信任环境。如果公共治理机构得不到公众的高度信任,甚至可能跌入"塔西佗陷阱",对于公共治理来说,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塔西佗陷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状态,尽管它离我们现在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为了增强公共治理机构对人心的凝聚,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有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塔西佗陷阱"问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防范。

大学的公共信任:概念、结构与功能

大学的公共信任结构由教育秩序、大学功能和公众社会认知等因素交互作用构成。大学公共信任不但能够使公众从中获益,而且具有为大学提供自由发展空间,弥补国家管理大学的能力不足和强化公众与大学的合作动力等功能。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农民工流动与公共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村市场化进程的视角

本文着眼于农民工流动与公共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变动的一个视角。本文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将会增加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信任,随着这种公共信任的不断增强,农民工流动会逐步减少并将维持在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而且,公共信任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力

作为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间的价值托付,公共信任建设目标在“信任”而关键在“公共”。基于此,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规范力要求伦理规范的设计要合情、合理、合时,强化伦理规范践行效果的监管与反馈,谨防知而不行的伦理伪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监督力强调监督的伦理本真是求真与向善,突出道德信用机制在伦理制衡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教育实践力要求家庭监护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政府应以公共事件为契机公开而透明,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道德引领力倡导政府要通过顶层设计形成道德引领制度化,形成全社会尊重、效法道德榜样的伦理风尚,舆论传媒则要秉持职业良心,以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夯实道德引领的社会基础。

公民诚信、公共信任、信用评价与“道德银行”

诚信与信任具有语词的"家族相似性"和文化同源性。在传统社会,诚信与信任相关,但并不必然导致信任。在现代社会,公民诚信呈现出伦理复杂性,而与之相连的公共信任要么建立在纯粹预期之上,要么建立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信用既非诚信,也非信任,但又与二者关系密切,信用评价既能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能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道德银行"以信用评价为公民诚信与公共信任创建了沟通机制和反馈机制,深入挖掘"道德银行"有助于理解三个概念之间的微妙联系与区别。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

我国大学公共信任的制度基础及其效应

大学公共信任是公众出于大学给自己(或子女)提供的学习和个人发展所带来的预期获益而保持对大学持续依赖的信念。制度是信任得以产生的关键根源,本文运用"制度信任"原理从大学外部诸制度来分析我国大学公共信任得以产生的机理,解释了公众信任我国大学的传统依据,并分析了基于制度而形成的大学信任所产生的信任错位等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里信息公开培育公共信任的路径分析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充满未知、不确定和社会焦虑。在这样的情境里,政府相关决策和抗疫举措的运行效率和效力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信任水平。基于公共信任,抗疫政令才可能超越命令和强制,赢得公众的自愿遵从和有效执行。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广州市政府百天里百场新闻发布会的探索性实践为观察案例,从公共信任的三种主要来源,即理性、情感和信任文化,来理解和阐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里信息公开培育公共信任的路径。最后,本文提出用好新媒体带来信息公开的技术潜力,缩小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规范与现实工作之间的差距,这在相当长时间里仍将是构建公共信任的工作起点。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公共信任建设的“水”智慧

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既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提升,也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的建构,其实质则是“伦理—道德”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老子的“上善若水”可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共信任建设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在公民层面要倡导“与善仁;言善信”,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共生关系;在社会层面要倡导“居善地;心善渊”,涵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在国家层面要倡导“事善能;动善时”,立足“顺势”激发人民主体性的生成。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实质不在于某一个方面,而是要建构“公民—社会—国家”的伦理生态。

我国转型期的公共信任建设

公共信任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一个社会促进与实现和谐的内生性条件与人文环境。我国市场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契约化,不仅引起我国传统公共信任的结构、演化机制及关系序列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公共信任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构发生结构冲突以及与社会信任、个体信任关系的疏离,进而影响到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化和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扮演。

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的伦理道德影响因子分析

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肇因有四其一,是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知行不一对权力公共性的僭越;其二,是从业者道德式微、唯利是图对市场公共性的僭越;其三,是文化发展产业化、媚俗化对文化公共性的僭越;其四,是社会风尚的物质化、人情化对社会公共性的僭越。中国社会公共信任问题生成的多元交叉复合性,决定其解决方案既要重视伦理规范的科学预制,更要夯实道德教化的实践基础,关键在于立足先进群体的引领示范,启蒙大众的道德主体性。

新时代英模精神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价值

英模精神实质是公共精神。英模精神的爱国情怀提升公民的国家信任度。以英模爱国情怀引领社会的公共信任建设要做到爱党、爱人民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英模精神的敬业奉献提升公民的职业认同度。以英模敬业奉献引领社会的公共信任建设要做到做一行、爱一行,知行合一,体现民族情怀、家国意识与服务群众。英模精神的诚实守信提升公民的道德承认度。以英模的诚信精神引领社会的公共信任建设要做到对职业的诚信,对荣誉的诚信,对党、国家以及人民的诚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英模精神的友善气质提升公民的社会向心力。以英模友善精神引领社会的公共信任建设要求英模人物要始终保持道德定位的认知清醒,心怀国之大者,做人与自然、他者、社会及自身和谐的表率,既要克服意志软弱的伪善,也要克服片面的价值观。优化英模精神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机制必须做到:评选科学、名实相符;宣传渠道多样化与最大限度公共化;积极认同,克服神化与虚化,在彼此促进中推动社会信任的发展。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性,呈现为公职、制度及社会公利等,其伦理本真源于公众的信任与托付。公权力在实践生活中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有赖于公职人员对公共性的价值恪守。占有、猜忌损害的不只是公职人员的自身形象,也僭越了公众利益,并由此诱发社会公共信任问题。自觉的权力敬畏是确保权力公共性展开的必要途径。其中,公职人员与公众的权力公共性认知是前提,政府主导的监督体系是保证,舆论传媒良心宣传是助推剂。实践生活中的权力伦理建设既要摒弃低级的权力畏惧,也要超越过度性质的权力敬畏,最终走向以主体间为特征的权力信仰。既要涵养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强化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教育,更要增强道德楷模的社会影响力。权力伦理的建设也要立足于“权力—权利”的伦理价值生态,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领域中形成“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打造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