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替代农民的公共合作

本刊在 2 0 0 4年第 1期发表了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一组笔谈 ,引起学术界较为强烈的反应。一部分学者来电告知这一选题较好 ,只是该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另一部分学者传来大作 ,进行商榷。本刊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参与此问题的讨论 ,使我们有了将此问题讨论推向深入的可能。在农村的经济改革推开之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所降低 ,这是不争的事实。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 ,除了追求村庄治理的民主化、规范化目标之外 ,也试图从政治的角度来寻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 2 0多年的实践表明 ,农民合作的现实与制度设置的初始目标相距较远 ,农民在公共合作活动中的“马铃薯效应”体现得比较明显。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 ,农民被原子化 ,以各种形式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弱势群体 ,难以合作。影响农民合作的原因是多维的、立体的。我们在谈论农民合作时 ,有两个前提认定 :第一 ,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农民生存 ,都需要合作 ,没有合作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 ,农民不是没有合作能力 ,而是农民合作应在什么条件下或基础上进行 ,这会体现出不同的合作类型及其程度 ,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不可轻视。参与这组笔谈的几位学者都是该领域研究的行家 ,他们从不同侧面对农民合作问题进行解剖 ,必定对关注三农问题的同?

从“冲突典范”到“合作典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现代治理理论倡导公共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行政过程的参与性,建设一个整合的、全面合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式无缝隙的公共服务是公共行政旨意的回归和内涵的重塑。非政府组织(NGO)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现今最能体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管道之一。NGO参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内涵及运行模式,提出了"公共合作行政"的新理念。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长三角公共合作的悖论及其解析

长三角区域地方政府公共合作面临着悖论:利益主体多元与区域公共利益、行政区分割与区域一体化、绩效评估价值与区域公共价值。这些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政府绩效评估出现价值导向偏离、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缺乏游戏规则、公共合作的主体单一。重置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创设区域多层次和多元化公共合作平台、强化中央政府对区域公共合作的指导和协调是消除悖论的重要路径。

预算公共合作与政府预算松弛:基于公民视角

人的行为一直是预算机会主义研究中的关键,公民作为政府预算中的委托人,其预算行为同样可以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公民在参与政府预算并与官员配合的过程中,会同时存在"公民自利"的"自利偏好"与"预算参与"的"社会偏好",从而影响公民机会主义倾向的大小。基于现有关于政府预算松弛的研究,文章以公民的心理特征视角为切入点,通过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机理来分析公民的预算行为对政府预算松弛的影响。

政府预算卸责:基于官员公共合作视角的理论研究

文章介绍政府预算活动中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原因以及预算卸责的内涵与特征,并试图解释官员的公共合作是通过何种作用来影响预算卸责水平。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预算中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预算卸责,是由预算活动中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之代理人的自利动机而形成的。而官员预算公共合作可以通过减少官员的自利动机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从根源上来提高预算效率,降低预算卸责水平。

政府预算公共合作及其影响:官员视角

文章以公共合作为基础阐述预算公共合作的内涵,通过官员视角来考察预算公共合作的产生机制,以及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和抑制腐败等方面发挥的积极影响。官员预算公共合作是由两个动机引起的:一是预算官员的主体特征,包括利己与利他;二是预算活动自身的公共性。官员的预算公共合作通过降低预算活动中的自利动机和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预算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有效地促进政府预算效率的提高,抑制腐败行为,保证社会的公平,促进社会价值最大化。

公共合作的研究综述

公共合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过程中个人的性别、社会偏好等个人特质以及情境本身的多种特质都会影响群体的合作。为了更好地促进和维持合作,许多研究提出沟通、设置领导以及结构性策略等方式。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加生态和动态的情境下考虑不同策略的发展,并结合不同的策略探究应用的合适范围。

异质性和公共合作:调查和实验证据

基于同质性视角和政府主导公共品供给思路的传统经济学研究已无法满足我国城镇化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要。一些社会调查已提供异质性和公共合作的诸多经验证据和微观基础解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则从外在特征和内在偏好异质维度研究异质性会如何影响群体公共合作,以及哪些机制可有效协调异质个体的公共合作。本文通过简要评述异质性和公共合作的调查和实验证据,为现实城镇化发展和理论研究议题提供抛砖引玉的经验借鉴。

公共合作视角下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会导致不同文化个体聚集和混居。如何协调文化多样性、提高公共品供给、促进社会融合,这成为各大城市或发达区域亟需应对解决的社会治理难题之一。通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可以采用公共品实验方法研究两种文化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和合作协调机制。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在基准实验中客家人比潮汕人更偏好合作,不过两者的合作信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显示和选择机制会显著提高潮汕人和客家人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改变两种文化的合作信念和合作行为关系,并对两种文化的个体和群体产生差异影响效应。潮汕人和客家人都更偏爱选择跟潮汕人合作,这样一种跟社会认同理论和逻辑推理相违背的选择悖论,一方面反映了两种文化共同的理性思维逻辑,另一方面也与两种文化性格及其形成的自愿供给投资特征相关。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文化经济学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实验研究内容,也在实践中为高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有益启示。

建构主义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

以冷战后的东南亚为背景,系统分析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现状、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东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公共卫生合作而进行不懈努力的过程,探讨解决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农村养殖户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的公共私营合作制(PPP)模式分析

近年来,猪-沼-果生产模式已经成为解决畜禽养殖污染的有效途径,但该生产模式完全依赖政府投入的融资方式可能带来政府财政资金的低效率,因此迫切需要在政府引导下探索新型融资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PPP)是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增长最快的一种融资机制,主要应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在沼肥转运领域应用的先例。该研究根据蒲江县利用PPP模式的试点经验,通过对蒲江案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探讨沼肥转运PPP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以及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改进建议,以期为农村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公共私人合作的巨灾保险市场均衡分析

以均值-方差效用函数为基础,构造了私人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效用函数,考察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条件的保险市场供需情况,分析巨灾风险导致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并通过建模分析得出政府通过设立国家背景再保险公司、向私人保险公司支付巨灾保险业务佣金以及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的这些干预,有利于促进保险市场均衡的形成,并优化巨灾保险市场的均衡.最后通过对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和墨西哥政府发行多巨灾债券案例的分析,对上述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解释.

价值共创视角下城市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基于两个街道的双案例分析

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高低事关人民福祉和城市发展质量,以价值共创为切入点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因为对公共价值、主体合作的关注,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模式,在价值共创视角下亟待探讨城市基层如何进行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来保证高服务效能。研究发现:基于中国特色实践情境,城市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实现依赖于相关要素形成的有机互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以相互嵌入的有机主体系统为前提,既将公共价值视为目标导向,也注重其结果实现。把握以居民为中心促进居民参与、主体间关系建设、服务创新、知识的挖掘与应用,是城市基层以价值共创为基础进行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逻辑。这一发现有助于应对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及挑战,这也是价值共创视角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在中国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本土化探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问题的探讨

自SARS、禽流感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中频频谈及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运作施行,将对各合作成员以及区域整体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及在该领域合作的情况,进而提出构建思路。

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理论、实践和启示

合作供给部分相容的准公共产品,节约了交易费用,符合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可行的制度安排。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充分表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但能够自主提供一些体制内无法满足的公共服务,还可以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监管竞争能促进合作吗?——来自经典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行政监管是解决公共品领域合作难题的重要手段,但在执法环节由于监管腐败和监管懈怠等原因可能导致监管失灵,难以取得理想的监管效果。因此,如何应对监管执法环节失灵?如何促进监管效果?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论文在公共品实验中引入三种监管情境,考察监管竞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监管垄断情境下,监管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最终,被试在监管垄断和无监管情境下的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差异。(2)在监管竞争情境下,监管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最终的合作行为显著高于无监管、监管垄断情境。(3)在监管环节引入竞争,可以促进监管者的客观监管严厉性及被试对监管严厉性的主观预期。(4)在实验初期,监管严厉性以及严厉性预期在监管竞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但随着实验的推进,监管严厉性以及严厉性预期发挥了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在公共品、合作行为以及行政监管的研究领域贡献了新理论知识。

公共卫生合作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断升级的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形成重大挑战,灾难面前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公共卫生合作的指导思想,公共卫生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与东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公共卫生合作,强化"命运与共"意识,可以推动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此次共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反映显示出中国与东盟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中存在着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资金匮乏、合作意识不强、互信不足等问题。但共克时艰的信念强化了双方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在共同抗疫中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与东盟双方应从加强政治互信、培育区域公共产品、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等方面出发,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

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的转移,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对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事关社会服务提供的最终效果,受到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国家依附型路径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提供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体制内的自我调整阶段。合同外包尤其竞争性招投标的创新实践,反映上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抑制由体制内生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家关系;通过竞争性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拉开二者距离,引入委托代理关系,推进社会服务目标的稳固与实现。对A市公益服务招投标实践的分析表明,这种政府间的干预受制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制度环境,效果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间的相关制度与资源配置格局。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战略

自SARS、禽流感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中频频谈及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运作实施,将对各合作成员以及区域整体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以战略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创建一套科学、本土化的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