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公共合同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意大利的公共合同与我国的行政协议在内涵上有很大的重合面,二者都具有公私法相交融的双重性质。在公共合同的争议解决方面,意大利通过和解、善意协定、仲裁、行政诉讼等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充分适应了公共合同公私法相交融的特点。而其中行政诉讼的双轨制、诉讼的双向性以及宪法对其进行的约束,又保证了在公共合同争议解决中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保护。意大利公共合同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对我国目前行政协议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国外公共合同的电子招投标程序及其管理初探

电子招投标模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招投标的效率,节省招投标的成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避免产生大量的物质垃圾等,被认为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办公方式,具有广阔和持久的比较优势。我国依据《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在有序推进电子招投标工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建筑施工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国外电子招投标的了解,应是走出去的建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要补的功课。通过对国外电子招投标程序的介绍及对电子投标项目的管理研究探讨,以期对走出国门的同行有所帮助。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英国、美国经验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制(contracting-out)是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形式,他们被广泛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其优势在于: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优势互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可以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控制住生产成本,约束公共服务的内在膨胀趋势,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英、美两国公共服务合同出租的实践经验可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尤其是公共服务输出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困境及其治理——基于广州市环卫服务合同承包的实践观察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合同承包时常常因承包企业、合同规则、合同周期的选择陷于困境。从理论上分析选择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短期合作行为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由此应优化公共服务合同的选择机制,包括信息披露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合作机制。

基于双重理性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管理范式嬗变的重要内容,因其高效率与低成本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工具理性未合理贯彻而导致的经济和效率风险,以及价值理性缺位导致的权力寻租、政府卸责和社会不公等风险。因此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行政伦理的内化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促使合同外包在公正、民主、责任等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发挥工具理性在优化手段方面的正效应,保证在公共性的基石上提高合同外包的效率和质量。

全球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不同于西方国家削减政府规模、节省成本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的改革动因与成熟的官僚制背景,中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与培育社会力量的大背景下逐渐兴起且日益繁荣,有着其特定的运行方式与运作特征。为了考察中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改革实践,特区分出三种运作模式:竞争模式、谈判模式与体制内外包模式,并借助三个典型案例来对三种运作模式的实际运作过程与改革效果等展开分析与比较,发现三种模式各有其生存土壤与运行效果。在改革实践中地方政府应该根据管理情境而选择适当的运作模式。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逻辑与改革实践

不同于西方国家应对福利国家危机、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减轻财政负担的改革背景,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倡导民生财政、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活力的背景下,开始在各类公共服务领域广泛应用合同外包。为了探索中国的合同外包改革实践,从理论层面剖析合同外包的理论逻辑,指出合同外包体现着传统的等级治理模式向合同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在实践层面上结合中国合同外包改革实践来分析中国各地方政府推行合同外包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管理层面的动因,并进而从外包什么、外包给谁、怎样外包、外包效果四个方面来阐述合同外包在中国的实施情况。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逻辑、现实动因及争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传统官僚制饱受批评和质疑的背景下,合同外包因其具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而备受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各国政府推进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的政策工具。文章从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可分离性、以合同为中介的治理以及竞争机制的效用三个维度诠释了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合同外包的理论可行性,进而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管理层面和社会层面考察了政府推行合同外包的现实动因。在此基础上,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成效及其引发的争议问题展开了理性思考。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在应对现实困境时采取的创新性治理模式之一。西方学者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管理能力、交易成本、公民认知态度以及政府组织和主体博弈的惰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存在道德风险的医院等级选择与最优公共医疗保险合同

通过构造一个医疗服务系统的均衡模型,分析了医院等级、居民道德风险与最优公共医疗保险合同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只存在公共医疗保险体系时,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各自为政,中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将不能实现社会最优并消除道德风险;公共医疗保险合同可能引起社会福利的损失或引致道德风险。政府应该完善医院评价系统,对不同医院的水平给予准确的评级,特别是要建立起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鼓励更多市场参与主体进入医疗保险领域,建立合理的疾病风险分担机制。

美国违反公共政策之合同类型探析

美国合同法两次重述中将否定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事由从"违法合同"转变为"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而具体的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的类型始终是法学界的争论之一。对于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类型进行探析可以清楚得看出公共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内涵变化。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违法合同论,到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公共政策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分析,将违法合同涵盖于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类型之中作为合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缘由更为有效。这样的立法体系是避免我国合同无效制度中对强制性规定之含义的争议,以及解决适用违反法律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使合同无效时产生的问题的可行途径。

公共服务合同的法律制度思考

在服务业中广泛存在的合同关系与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是目前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问题。正是基于对此类合同的法律特征及规制现状的分析,应该在法学理论上专门提出"公共服务合同"的概念;同时以"公共服务合同"概念为基础,从各个法律部门构建一整套法律规范体系,是补正此类合同引发的法律规制缺陷的最佳方法。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适用范围研究

基于成文法不完全列举的规定方式,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尚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在外包过程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公平正义。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干预行政行为外包中,承包者不能因此获得额外的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利益的权力;给付行政行为外包则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固有职能"的测试方法——职能的性质测试和自由裁量权测试来进行决策。

阿尔及利亚新公共合同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阿尔及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承包工程市场,也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针对阿尔及利亚2015年颁布的公共合同法与2010年颁布的公共合同法的变化,本文重点分析了其在5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并提出了4条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可以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在阿尔及利亚更好地应对国际工程经营风险并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公共采购合同法规

该译文是一部最新的法国公共采购合同法规,全文包括6个部分136个条例,详细介绍了公共采购合同的范围和基本原则,合同签订、招投标的履行程序,以及合同监督规定等,对于我国政府及公共事业团体了解和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有一定的帮助,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政府采购活动与世界接轨。译文陆续刊登。

论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

从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理性,从而给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提供了理论依据。新行政法为促进合同外包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合同外包也间接推动了新行政法的发展。然而政府在推行合同外包过程中又衍生诸多问题,因此深入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对改变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中的受益公众救济——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视角

当前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定与实践缺乏对受益公众的救济,为保障受益公众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获得感,可运用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构筑受益公众的救济进路,即当承接主体未能依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向受益公众履行合同义务时,受益公众对承接主体享有独立的请求权。通过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视角来解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不仅厘清了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受益公众三者间的公私合作法律关系,更为受益公众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法理基础和比较法经验。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救济路径在我国也存在适用空间:在实体法上,现行的合同规则以及即将施行的《民法典》中的一般性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构成了受益公众的请求权基础;在程序法上,除了通常的民事私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也为受益公众提供了一个补充性质的维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