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有效性检验:基于实验经济学的一个综述

长期以来,制度有效性的检验问题一直制约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而近期实验经济学中大量的机制设计实验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检验手段。通过实验经济学中公共物品自愿捐赠机制对有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比较研究,同时梳理相应文献,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外生制度静态比较与内生制度研究。外生制度的静态比较是指在可控制条件下检验不同制度的有效性,着眼于比较不同制度下的贡献度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而内生制度则扩展了有效性检验,人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制度或治理结构来约束其行为,进而检验制度的稳定性。实验方法弥补了主流经验研究中不能对制度进行有效性检验这一不足,为研究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四组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比较和分析,详细探讨了影响人们自愿合作水平的具体因素。实验数据分析表明人们的自愿合作显著存在,且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水平呈现显著的期数效应。同时通过四组公共品博弈数据的两两对比分析发现,组群规模和结构搭配对公共品投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个体的公益态度和公益行为等因素对公共品合作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男性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女性,有实验经验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低于无实验经验的被试,同时愿意资助贫困生的被试其合作水平越高。

社会困境中信息反馈与人际反馈对合作影响的实验研究

反馈机制是解决社会困境中合作问题的重要方案。现有研究分别验证了信息反馈和人际反馈对团队合作水平的影响,但缺少关注二者对此的综合作用与交互影响。采用经典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方法,基于社会比较与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不同反馈形式对合作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反馈通过激发社会比较使得团队成员的合作水平趋同;人际反馈通过预期与实际两种方式产生作用,其中预期人际反馈与信息反馈共同作用促进合作提升;实际人际反馈则从发送者与接收者的不同维度影响个体合作,同时实际接收人际反馈与信息反馈存在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还揭示了信息反馈与人际反馈对社会困境中个体合作的作用过程以及二者的交互影响,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反馈与合作之间的“黑箱”。

团队中社会惩罚行为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VUCA时代,合作与合伙关系在组织间及组织内部日益普遍,社会惩罚因其能够促进合作、缓解搭便车而得到学界关注。目前,研究者们分别验证了社会惩罚对合作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过程,但忽略了惩罚行为自身的产生过程。采用经典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方法,通过设计包含惩罚机会的团队合作情境获取个体惩罚行为与合作行为的数据,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与社会偏好理论,探究惩罚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情境维度,作为惩罚的主体,搭便车者的搭便车程度越高,惩罚他人的可能性越小;作为惩罚的客体,合作者的合作程度越高,被惩罚的可能性越小,同时搭便车者的搭便车程度越高则被惩罚的可能性越大。在个体特征维度,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惩罚他人的可能性越小。

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来自一组实验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首次运用一组实验数据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GSS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行为个体的信任水平,并以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作为其合作水平的度量,结果发现,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即无论是否控制利他偏好,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额均可以被GSS信任指数解释;同时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实验方法测度的信任和合作两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并在控制个体差异和利他偏好及风险偏好等条件下,我们发现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其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

亲社会性行为及其社会偏好的分解

本文通过结合一个被试内设计的双人匿名且完全陌生搭配的"四合一"实验和调查问卷,首先论证了四种经典亲社会性行为的广泛存在性,并发现这几种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同时我们对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和回报行为以及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社会偏好的分解和检验,发现信任博弈中的信任投资行为受互惠偏好的显著影响,而可信任回报行为受到纯粹利他偏好和互惠偏好的双重影响;同时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投资行为受到差异厌恶偏好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