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活动中合作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来自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实验的证据

本文利用多阶段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模型研究群体合作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从整体上讲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合作动机,但是,这种差异在不同实验设置环境或者不同性别构成的群体中却有不同的表现:与熟人环境下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陌生人环境下人们的合作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同性性别组的情形不同,混合性别组中人们的自愿捐献行为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些结论可以从不同情况下人们的心理预期以及个人社会偏好特征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维护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惩罚机制是一个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通行的第三方惩罚或个体间相互惩罚不同,我国多数情况下实施的是将惩罚权赋予一定权威者的集中式惩罚。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的提升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任命方式下惩罚机制会显著提升合作和福利水平,但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惩罚毁灭性”特征;而当选举产生时,虽然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榜样效应”,但其“惩罚效应”对合作水平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两种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拥有的惩罚动机与机会、惩罚力度以及惩罚威胁可信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加快企业和行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公共品供给决策分析——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研究

经典的公共品理论认为,在公共品的提供过程中,搭便车行为会使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无法实现,然而现实中,却又有很多人会进行慈善捐赠,自愿提供公共品。本文通过一个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验证并分析研究了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中,人们在多次博弈中的决策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了奖惩机制在博弈中起到的作用,进一步帮助解决现实中的公共品供给中遇到的难题。希望通过此类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更准确地统计分析出公共品自愿捐献的背后的原因及主要影响自愿贡献额的因素,从而为政策制定等解决方案提供一个经济学的科学参考依据。

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个人理性与合作捐献行为——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机制的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在公共产品自愿捐献中个人的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与合作捐献行为的关系问题。从个体的异质性的社会偏好出发,依据个体捐献策略的差别确定了参与者的四种类型:具有互惠偏好的条件合作者、具有利他主义观念的积极合作者、利己型非合作者、具有长远目标的利己主义的策略型合作者。研究发现,私人边际回报率和交流两大控制因素分别对具有不同社会偏好倾向的捐献者的个人自愿捐献水平有较大的影响:私人边际回报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促进合作捐献,一是促使各类参与者增加首次或多次捐献额度,也就是移动捐献路径或改变路径斜率(增大条件合作的系数);二是某些参与者会因为私人边际回报率的增加而根本地改变捐献路径,即发生"转型"。而面对面的交流则有助于消除不确定性,帮助在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之后维持持续性合作均衡。

集体行动中赏罚效果的差异性研究：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借助公共品博弈实验来比较奖励和惩罚这两种“选择性激励”的引入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效果。结果显示,被试对奖励的使用更频繁,但是引入惩罚的合作效果更佳,而且这种效果差异还会因为激励引入顺序的差异而加强。通过定量比较这两种激励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识别出了这种差异存在的行为根源。行动者对奖励的偏好主要源于他们就奖励本身形成的一种互惠,与合作无关;而惩罚效果更强则是因为行动者在使用赏罚时展现出另一层偏好,即相比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借助于这种与合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惩罚获得了相对于奖励而言更强的激励效果,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集体行动中赏罚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内容: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及其行为对象的反应、如何在激励与合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及激励引入的时机。

群体活动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来自一项动态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证据

群体活动中我们会重视榜样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本文在经典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加入了榜样先行机制,构造一个动态公共品博弈的实验模型,研究先行者的"榜样"行为对公共品捐献绩效的影响问题。与多数研究成果类似,本文的研究表明,有先行者的榜样作用相比于无先行者的情况,对公共品捐献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先行者选择上,轮流担任和投票选举先行者带来的捐献效果要明显优于随机产生先行者的情况。但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个体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也对公共品捐献绩效影响显著:条件合作者和驼峰型偏好者的捐献绩效优于搭便车者,但民主选举产生先行者的方式有助于纠正搭便车者的投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