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共基础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变动分析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本文选取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空间模型SDM、SAR和SEM进行模型选择,分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和公共基础建设投资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即公共投资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我国公共基础投资对经济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呈递减趋势,交通行业比电力、公共管理行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转型期公共基础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变动分析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文章选取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空间模型SDM、SAR和SEM进行模型选择,分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和公共基础建设投资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即公共投资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我国公共基础投资对经济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呈递减趋势,交通行业要比电力和公共管理行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关于公共基础投资项目的复合增长实物期权定价模型

公共基础投资有时候其资本的投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性的。按照公共基础投资的不同阶段，通常可以将公共基础投资分成种子投资（seed Financing）、创立投资（start-up Financing）、扩展投资（Expansion Financing）和二次扩展投资（thesecond Expansion Financing）四个阶段。我们根据公共基础投资阶段划分的特点，设计复合增长期权，构造增长期权价值评估模型，对公共基础投资的价值进行评估。

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竞争性——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公益性和垄断性决定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非市场性”;收费性和竞争性又决定了其投资的“市场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配合问题。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为此,提出如下建议: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建立以收费为主的成本补偿机制;实行与投资多元化相配套的多样化的经营方式。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未达到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跨过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3.965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下降,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中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也均呈现出负向、正向与收敛效应;西部地区在跨越第二门限值后才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尚未表现出收敛效应。最后根据二者间的非线性双重结构变化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分析

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我国2001-2010年间各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情况,分析发现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普遍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增速,具有明显的时间和地域特征,呈现出先东后中西的发展特征,并且在各省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中,结构偏离是决定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

国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在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中,公共基础设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回顾近20年国外有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众多实证研究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生产函数、成本(利润)函数和向量自回归等三种研究方法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地区、产业等三个层面的经济影响效果,并对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部门间经济效应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94-2013年统计数据,建立3组共6个VAR模型,对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部门间经济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由于本文没有依据三次产业和城乡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分类,因此得到的累积弹性不仅反映各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产出大小,还反映了当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特征。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平性及其会计监督探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与人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起来,与此同时,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则陷入了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等发展的瓶颈,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渐扩大,关于实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公平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热点.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集约发展研究

立足于基础设施投资转型升级与节能减排的视角，使用在相对效率评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 Malmquist效率模型，依靠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规模效率指数、松弛变量、径向指标等效率数据，从 Malmquist效率指数角度并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给出四级预警分类。然后，对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进行全要素生产效率分析，给与相应的投资预警评价，并指出未来可实现集约发展的途径，以服务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

“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研究

文章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方法 (DEA),以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31省市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公共基础实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1)外部环境等因素会对公共基础实施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会对公共基础实施投资效率评价研究产生较为明显的偏差;(2)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都处于相对较好的状态,政府对公共基础实施的投资获得了显著的收益和汇报,政府应该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外部风险研究

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外部风险以及风险涉及的利益群体及其动机进行分析,指出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外部风险管理过程中应着重防范政府协调风险,同时应做好居民协调及社会舆论协调风险的管理预防工作。

湖北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及PPP项目落地率相关问题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关系着国计民生,虽然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是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依然很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也较大,地方政府进一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需要与偿还政府债务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压力形成矛盾。本文对湖北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及PPP项目落地率较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由此引出了改善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落地率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PPP模式在湖北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为湖北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奠定了一定的政策基础。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

早期的文献回顾 最早对基础设施的认识，仅仅是从海港、码头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理解的。大部分研究是通过计算单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总收益和总成本来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新的计量方法来衡量公共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1989年，AsChauer首先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利用美国年度的时问序列来分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部门的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能增加私人产出0．39个百分点，而核心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产出弹性则达到0．24，公共资本的贡献甚至比私人资本的贡献还要大。这个研究结果为发达国家1973年后产出增长的减缓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至少部分可以解释为公共资本的缺乏。此后大量的研究者再检验或进一步地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扶贫工作中公共投资作用机理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已形成体系,但是随着扶贫的深入推进,各项投资对减贫产生的效果发生了变化。本文将扶贫资金中公共投资分为基础性公共投资、经济性公共投资和公益性公共投资三类,利用2002—2016年公共投资扶贫资金投入以及相应产出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贫困地区公共投资扶贫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指出:在公共投资结构中,基础性公共投资对全国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较大,公益性公共投资对全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的影响较大。从中间传导因素来看,贫困地区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乡村就业人口是影响人均纯收入的主要传导因素;贫困地区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均工资性收入是影响贫困人口数的主要传导因素。从贫困人口数与人均纯收入的关系来看,人均纯收入的上升将会直接减少贫困人口数,显现扶贫效果。

基于多指标群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着眼于节能减排的目标,从多指标群角度抽象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从Malmquist效率指数角度给出公共投资的预警级别分类,然后考察四大直辖市的公共投资在松弛效应约束下的效率问题后发现,除了上海以外,其它三大直辖市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均有待推进公共基础投资的技术进步。

国债支撑基础上的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运用——兼论日本财政、货币政策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98年9月，中国政府第一次在财政预算年度执行中，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申请追加发行国债1000亿元，使当年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增加到960亿元，并明确增加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专门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调整也是改革开放20年来基于控制通货膨胀而长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即第一次大规模地通过增发国债来采取“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相比中国这次财政政策调整领先一步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政府在奉行“重建财政”的紧缩性财政政策长达10年后，终因国内经济的“严峻衰退”以及货币政策边际效力的下降而重新捡起扩张性财政政策手段，力图挽回经济的衰败局面。因此，从日本较长时间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变化，来反思我国现在与今后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会更能加深有关认识。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选取1992—2011年各省、市、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我国人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②各省、市、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量区域差异，总体来说有逐步减小的趋势但差异仍然很明显。③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对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④政府更倾向于向乡村人口密集的地区投资基础设施。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影响显著(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也具有类似影响,利用消费税融资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PFI：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新模式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即民间私人融资计划，是传统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的优化。它起源于英国．当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公共项目的开发。日本于1999年7月在国会上通过了《PFI推进法》，在亚洲率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PFI模式。本文分析PFI产生的背景及演进，概念、优点及分类，实施过程、绩效及案例．以期促进PFI在我国的利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