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诽谤法中的公共官员原则

自美国最高法院于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提出公共官员概念之后,在诽谤诉讼中,原告的身份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不同身份的原告在诽谤诉讼中要承担完全不同的举证责任。本文结合美国一些重要的诽谤诉讼案例,论述"公共官员"概念的内涵、判定标准,以及与公共官员原则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机构是否拥有提起诽谤诉讼的诉权。

论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

"高官无隐私"是用来形容公共官员隐私权应受必要限制的法律谚语。文章旨在探讨公共官员隐私权应受必要限制的理由及受限范围、方式,同时,对公共官员隐私权受必要限制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从“微博反腐”看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不时有曝出某些官员的不雅图像。文章旨在讨论公共官员的隐私权应当受到限制的原因和限制的范围进行分析。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文章从国际商务反腐的时代潮流出发,主要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公约及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我国刑法应该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并从犯罪构成、刑罚处罚、贿赂对象、贿赂范围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言。

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以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同时,新公共服务对于公共行政官员也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服务于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重视人的价值,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官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文章集中探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已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却没有增设与此相对应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严密刑事法网的必要性角度出发,我国《刑法》都应增设此罪。在增设此罪时,立法可以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先增设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待时机成熟,再实现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行为的犯罪化。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国际刑法上“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与我国刑法的对接及思考

贿赂外国官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诞生出来的国际刑法中的一个罪名,由于我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中国就有义务在刑法中增设本罪。中国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增设,并要相应的调整本罪的犯罪构成、法定刑的设置以及既未遂问题。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方式、贿赂范围、贿赂对价四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而且这些规定是在其他公约规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在规制这一行为时,应当注意与国际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法人责任的实际范畴,法定刑的设置也应当遵循轻刑化原则。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方式等方面加以理解。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这不合国际商务反腐的潮流。从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与接轨方式看,有必要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范畴。同时,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

略论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组织官员行贿罪

2003年12月9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行为纳入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畴。对此项修改的立法背景和法条设置科学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中国反海外腐败执法障碍的类型化及其应对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入罪以来,尚无以该罪定罪的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规范文本与刑事司法间的“执法落差”。这一现象由实体法、程序法及“外源性”障碍共同导致。实体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刑事管辖权依据的部分缺失、单位刑事归责基础的弊端以及对该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不足,对此应主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层面作适应性调整,并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念。程序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集中于线索获取、证据收集、刑事审判三个阶段,对此可通过以“公司警务”与“刑事合规”为核心的非庭审解决模式来解决。“外源性”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经济场域对刑事司法场域运作逻辑的塑造,但在国际反海外腐败执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重新评估“囚徒困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经济红利。

浅议“公众人物”制度

随着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如何平衡新闻自由权与其他一些权利的冲突与矛盾是摆在我国法律界和新闻界学者面前共同的难题。在此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主张引进"公众人物"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设立"公众人物"这种新的制度不符合我国的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且在现行新闻制度中并无充分适用的环境。

贿赂犯罪罪名的国际比较——以中国、日本和联合国为例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已成为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随着各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如何从定罪上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成为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高度重视的问题。1948年日本昭和电工案和1976年的洛克西德案,使日本刑法增加了贿赂犯罪的罪名,同时加重了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国刑法在罪名体系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刑法典与日本刑法典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贿赂犯罪罪名的比较,提出了中国应当建立科学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我国对外行贿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比较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对此罪罪状的描述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为蓝本的,进行两个法律文本的比较,有助于完善本罪在我国的执行。

"时报-沙利文原则"与公众人物的界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

一、公共官员 Public official,我主张译为"公共官员",以突出其由选民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性质,"政府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尚不能显示这个词的政治含义. 英国近代的诽谤法也适用于美洲殖民地,最著名的案例是曾格案,[1]虽然曾格在汉密尔顿的帮助下胜诉,但是该案除了有限地引入真实性作为诽谤辩护理由之外,[2]对美国的司法没有太大的影响.美国独立后反而在1798年制定了<煽动法>[3],对政府官员进行保护.此后,美国法院实际上更多地保护政府官员的名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64年.

新媒体与法院:美国的实践

本文研究了美国法院组织、法官和陪审员个人使用新媒体的现状,以及新媒体对美国法院产生的影响。认为虽然美国法院、法官和陪审员使用新媒体的数量有限,但法官、陪审员使用新媒体研究、调查以及与他人讨论正在审理的案件,已经对法院的诉讼活动、法官和法院其他雇员的道德与行为以及法院提升公众对司法机关认知和公信力的能力产生很大影响,并导致一些错判和误判的产生。面对挑战,美国法院采取的主要应对之策是出台或修订针对陪审员的新媒体使用指南和针对法官的司法伦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