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负担平等论说的新发展——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导论

将交通与土地经济领域的开发利益引入法学思考,对比地铁给沿线站点周边房地产开发商带来的巨额利益时,开发利益在开发者与房地产商之间分配的反差强烈地促使我们思考个中缘由。传统上,公共负担平等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税务平等和特别财产损失补偿。前者要求税赋负担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摊应当符合公平标准;后者则表明部分社会成员因公益而受超过受忍限度之牺牲应当由公共资金予以补偿。然而,如果部分社会成员因公共资金为基础的公共开发而受有特别之利益,从公共负担平等看来亦应当将该部分特别收益返还给公共。因此,从公平负担地铁开发成本角度看,将部分沿线开发利益返还给公共,同样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可能性。

完善论与民主工具论

自由主义的完善论在确立一个社会最根本政治道德内容和取向上否决了中立论传统的“公民间合理同意”的标准,主张把个人自主性作为增进人类繁盛的客观正确价值,并且赋予国家合法权力去维持和增加依照上述正确标准判断为有价值的选项。但为容纳多元、自由以及保护公民自尊的考虑,完善论把增进人的福祉理解为人们对客观善好的主观介入,这在政治制度安排上为民主留下了空间,但也使得完善论一直坚持的民主仅仅具有工具价值的立场变得不融贯。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之法理探析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具有深刻的法理内涵与法理依据。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现代国家责任制度是它产生的前提条件;公民的宪法财产权是它产生的宪法依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则是它产生的直接理论渊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行政补偿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公共利益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损害利益要件等四大要件。

危难救助者的行政补偿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危难救助者的损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或补偿,导致人们对危难救助行为心存疑虑。然而,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及其程度不断加深,在防范和化解风险过程中,一种最有效的途径无疑是让社会大众共同分担救助他人的义务,这相当于为国家履行职责。因此,国家的责任不可或缺。根据行政补偿理论中的公共负担平等说,国家应当对危难救助者给予行政补偿,以弥补其因救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思考

从行政法角度分析,见义勇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根据行政补偿理论中的公共负担平等说,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可以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以弥补见义勇为者因其见义勇为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高职学生实习伤害事故国家赔偿的理论设计

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公立高职院校,根据国家意志开展教育与管理活动,在推行校企合作项目组织学生实习过程中,很难避免发生学生实习伤害事故。目前我国高职学生实习伤害事故权利救济面临各种困境,基于对国家赔偿理论的分析,借鉴国外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国家赔偿处理经验,在"公共负担平等"思想及保护特殊群体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三元保障体系,即国家先行赔偿介入、社会化分担机制和校企共担,运用三层级赔偿顺序,全方位依法保障高职学生合法权利和实习活动的正常进行。

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思考

从行政法角度分析 ,见义勇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 ,根据行政补偿理论中的公共负担平等说 ,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可以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 ,以弥补见义勇为者因其见义勇为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行政补偿理论分析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德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 ,介绍了不同时期和国家中有关行政补偿理论基础的主要学说和观点 ,并作了简要的评析。文章指出 ,在当代法治国家中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应是人权保障原则和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综合体。

法国立法赔偿制度评析

立法行为能够造成损害,当社会成员间的公共负担因立法行为而严重失衡时,国家应当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加以恢复。法国按照无过错归责原则,在世界上率先确立国家立法赔偿责任。经过几十年的审判实践,该国的最高行政法院不仅明晰了立法赔偿的条件,还将该制度扩大适用于国际条约与协定领域,尽管宪法性法律致害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新说及其教义学展开

传统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在阐释受贿罪的法益过程中逐渐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病,以张明楷为代表的"类型化法益说"在论证具体受贿类型的法益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教义学视域下人们所寄望的刑法体系并不满足于简单的类型化拼接,而应当将贿赂犯罪体系作为"依照某一原则统领之下所归整出的知识整体"。规范保护目的视域下受贿罪的法益应包括"禁止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或职务行为的不当得利"和"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机会平等",二者之间是阶层或位阶关系。受贿罪这一"双层法益"结构与《刑法修正案(九)》中受贿"数额+情节"罪刑模式相契合;同时,受贿罪法益新说能够实现贿赂犯罪体系的逻辑自洽与融贯;证立斡旋受贿类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可罚性依据与构成要件上的差异性;揭示行贿和受贿这一对向犯"非对称性"治理结构提供刑罚内在机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双层法益结构能够有效指导诸多疑难、复杂的贿赂类型,为"事后受贿""感情投资""受贿款为公而用"以及受贿罪既未遂形态、罪数问题的妥当处理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