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幸福: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财富和幸福的不同步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作为公共政策传统价值基点的公平和效率只是工具性价值范畴,而幸福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终极性的价值范畴。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公众实现幸福的手段或方式,二者内在地统一于社会公众对幸福的追求。公平和效率都不能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应该将公共幸福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公共幸福与契约精神——近代自由主义幸福观探微

幸福问题不是单纯的"幸福是什么"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内蕴着"幸福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幸福问题必须置于社会生活的场域才能找到其合理的坐标。近代自由主义以契约精神为契机,在"公共性"的框架内探讨个人如何在共同体中获得自身的幸福,虽然其理论中包含个人主义的元素,但其致思取向还是对我们有所启示的。

在公共幸福中实现公益——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借鉴及超越

公益是"共同利益"、"公共福利"及"共同善"的综合体。本文对"古典功利主义"和"新功利主义"进行了历史回顾,对"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作出了时代解读。文章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理论,应反思"利他主义"的片面性,建构基于公共幸福的公益观念体系。

道德与幸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德性幸福论"源远流长,它强调道德对幸福的决定作用。近代以后,增加了幸福也是道德前提的认识维度,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伦理原则。然而,幸福与道德的区别不容抹杀,道德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更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而是对个人追求幸福的行为约束。只有社会幸福(人类幸福)才可与善直接同一,个人幸福却与善部分重叠、部分分离;时而重叠、时而分离,造就了德福一致和德福相悖并存的社会现实。国家应致力于德福一致社会的建设,凭借合乎伦理且有效的社会制度,把德福统一从偶然性转变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个人应追求有道德的幸福,在创造价值、分享资源、促进公益中实现德福兼备的人生理想。

论我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三维建构

社会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多维性。我国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三维的,将效率、公平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将公共幸福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公共行政工具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的整合与统一

公共行政作为实践活动必须有价值参照和支撑。效率、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工具性价值在公共行政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关切即目的性价值为社会发展和公共幸福。公共行政价值的理想状态则为二者在形下和形上层面的有机统一。

穆勒的功利主义幸福观述评

幸福是伦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纵观中西方伦理思想史,很多伦理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穆勒也对幸福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幸福是指快乐和痛苦的免除"、"快乐有质和量的差别"、"美德是幸福的一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著名论断,来阐释幸福的涵义、幸福的内容、美德与幸福的关系以及公共幸福与个人幸福的关系这些重要内容。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对穆勒的幸福观做一个述评。

浅析穆勒的幸福观

穆勒作为功利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幸福观理论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幸福的界定。其关于什么是幸福、幸福与美德和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关系等论述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性。

浅谈税收镜头里的公共经济

公共经济与财政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税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同时也是公共经济和财政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那么,看似平凡又意义极为重大的税收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税收的转嫁与归宿有着怎样的玄机?税收之于公共经济各部门有着怎样的联系?税收之于民众幸福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围绕税收及其与公共经济的关系这一话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剖析,力图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一些粗浅的见解与回答。

人体药物试验的道德辩护

《赫尔辛基宣言》主张为了医学的目的 ,可以用人体进行药物实验。这种主张的基础便是最大幸福主义。同时 ,为了人类的公正 ,人类也不能忽略人是目的的康德原则。

重思密尔对功利原则证明的价值

功利原则又被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是古典功利主义的终极价值取向。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密尔率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有效证明,这些证明一方面推进了功利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们追求现实幸福的意义,为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统一性提供了合理辩护,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