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随着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推进,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日益呈现出利益分化、规则多元、价值丧失等公共性消解的特点,这不仅与现代社会发展对其产生的冲击影响有关,还涉及到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退场与再嵌入。乡村社会作为我国基层自治空间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中国共产党理应在此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建引领乡村公共性重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核心架构要求,同时也切合乡村实际与现实需要。为此,厘清乡村公共性的理论渊源与党建引领其重建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党建引领可从公共交往、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公共规则、公共精神等五个具体维度出发,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提供可操作化的实践路径,推进乡村社会组织化与再整合,从而重建乡村公共性,助力乡村有效治理。

新媒介与乡村:从科技兴农、媒介赋权到公共性重建

通过回顾和概括20世纪末以来乡村传播领域中的三种主流分析框架:科技兴农、媒介赋权与公共性重建,研究发现:ICT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科技兴农并不能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只有为农民赋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才能带动村庄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在数字鸿沟、城市话语霸权和技术/平台资本主义等多重压力之下,代表赋权希望的新媒介很难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但是在媒介赋权还是减权的辩论中,却浮现出了新的线索,即公共性重建,村民们通过新媒体平台关注和参与村庄的政治生活,展开关于村庄公共事务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这不仅彰显了农民的主体性和乡村的内生动力,体现了在巨大社会转型变迁面前,乡村社会的一种“压力-回应”能力,更是一种社会的重建与释放,当社会关系和结构变得破碎而脆弱的时候,需要以公共性为中介实现社会重新联结。

“抗逆力”与“公共性”: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与衰退地域重建

乡村空心化的报道日益增多,以乡村终结为代表的"地域衰退叙事"层出不穷。作为回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整体规划。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之处在于乡村动力问题的分析和指导框架的更新。鉴于此,"抗逆力"与"公共性"两个活跃于社会科学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着力点等方面各有千秋,若将两者的"动态能动性"与"常态反思性"相结合,就能捕捉到当今乡村"风险"与"常态"同在的两大特点,继而促使我们从"风险性的主动应对"和"常态性的公共性营造"两个角度思考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问题,有利于在"动静结合"之中对乡村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风险做到"攻守兼备",真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转向

作为全球媒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正在经历着深度的数字化转型。这个过程对于电视文化而言,意味着知识体系和价值内核的深刻变革。从技术可供性理论视角出发可知,数字电视拥有保真性和可控性两大基本属性,由这两大基本属性生发的媒介逻辑令电视完成了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的文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电视研究学界应当将“重建公共性”作为电视文化建设的核心思路和终极目标,包括不断检视数字电视所创造的新的连接形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传统电视时代的诸多行动遗产,吸纳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前沿思想以在总体性认识论路径上对全球电视文化进行反复理论化,等等;进而,通过对电视文化进行浸润着公共性理想的话语和政治“驯化”,打造面向未来的“人—屏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