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宗教信念关联公共政治生活的合理合法性

只有关联公共生活的宗教自由才是真正而完全的宗教自由。在保证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社会里,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宗教属性不能成为行使公民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政治行为,必然会依据某种基本或总体性信念,而不同时期所谓公民伦理对宗教信念之公共或理性正当性存在不同界定。极端世俗化理论以及极端分离论试图将宗教信念完全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而使之私人化和边缘化;正当论自由派试图在世俗化理论框架内通过限制或变更宗教,使宗教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关联公共生活并恢复其部分公共性;宗教保守正统派则不仅在理论上重新界定了所谓公共合理性原则,而且还在实践上确定了宪法保证宗教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富裕农民公共政治生活探析

1450—1650年是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该时期英国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已经成为欧洲经济-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其中富裕农民群体的公共政治生活尤其引人瞩目。本文将聚焦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精英群体的公共政治生活状况,即富裕农民担任地方行政管理职务、担任陪审员等方面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英国这一时期地方自治的特点,同时有助于理解和说明富裕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骨干作用。

私人、公民、哲学家:政治哲学中的三种思维方式

私人、公民、哲学家是切入政治哲学的3种不同的角度,它们代表3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形成3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之间的深层差异,乃在于谋求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方式,即分别从前政治的价值、政治生活本身的价值、哲学真理的角度为政治社会提供合法性证明。文章在分析3种模式各自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哲学家在从事政治哲学的时候,应当从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观念出发进行理论构造,着力阐发公民间横向的政治关系,以便既突出政治哲学的政治之维,同时又回应价值的多元性。

试析“倒扁运动”中的女性政治参与

在“倒扁”的红衫军中,有六成以上是女性参与者,向来被认为是偏向于政治冷漠的她们冒着被指控为“破坏秩序、扰乱社会稳定、暴民”等污名,长时间地参与这场街头运动,在台湾前所未有。本文分析了她们参与的原因、动机及参与中的感觉,分析了非暴力对女性参与政治运动的影响,并探讨了大量女性参与对这场运动形成“团结感、人情味、家庭感”等特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公民社会的建构方面与非暴力之间的关联。

重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倾向

近年来，农民工开始采用多种手段，争取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已然无法回避。虽然他们主观上愿意去积极参与某种公共政治生活，但限于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其行为仍然较为被动。他们的主要动机基本上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农民工的群体利益，试图通过这些政治活动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解决自身难题。

评裘斌著《“先富能人治村”视域中的村民公共参与》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的基层如何治理,就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成了理论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各级政府急于解决的迫切问题。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还是农民自己,这就是大家现在常常谈到的以“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主旨的“村民自治”。也就是说,我国各地农村的泥腿子们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村落场域担当起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职责，开始了探索和践行中国式直接民主参与与管理的重要任务。

上海市外企管理技术人员政治需求调查研究

采取网上电子问卷方式,对上海市外企管理人员政治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外企管理人员年纪轻、学历高,多数有过出国留学经历,收入相对较高、流动性大、职业和身份不稳定,主要由非党人士组成,政治需求较弱,大多数成员没有宗教信仰,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双重影响。因此,他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利益上与资者更加接近,并且很少参与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是强势的,其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机会和能力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外企管理人员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政府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就成为外企管理人员融入公共社会的紧迫议题。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产物。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方面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和对立。本文结合具体实践,通过分析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及面临的困境,提出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权利、以自愿为原则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健全的大众参与机制,可以使人们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和对公共生活的态度,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营造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为民主政治提供可靠的支持。如果没有大众参与,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国外学术界一度广为流行的精英民主理论和强民主理论,对于政治参与都存有一定的误解。严肃对待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广泛大众参与的可靠路径。

论公共理性与良性政治参与的构建

作为公民以公共善为目标在公共领域中形塑的公共精神、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行动观念,公共理性不仅作用于有关社会基本正义的公共政治领域,也能够合理地适用于日常民主生活之中,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乃至其他公共生活具有积极的引导、规范与矫正意义。公共理性有助于建构政治参与意义,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有助于端正政治参与认知,提升参与质量;有助于规范政治参与行为,促进有序参与;有助于引导政治参与结果,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性结合。公共理性通过影响政治文化的存在形态、内含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价值以及在特定社会中的分布结构作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心理、认知、行为与结果。通过多元政治社会化途径,扩大公共理性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隐性的非公共政治文化上升为显性的公共政治文化,引导和推进政治参与的理性化、制度化、有序化,提升公共政治生活质量,对于社会与政治的发展意义重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政策制定——基于VCS理论的分析

有调查显示,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工作生活在城市,这种＂人户分离＂的居住状态使他们无论参与输出地还是输入地的社会公共政治生活的几率都非常低.[1]因而,在现在户籍制度的刚性制约下,农民工的诉求主要还不是政治上的,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及其家属特别是其子女的利益诉求.公共政策作为利益整合的重要工具,城市的政治整合中心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纳入其视野,采取积极稳妥、渐进有序的方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本文借用哈佛案例教学中的＂三圈理论＂ （VCS理论）①,从价值共识、能力基础和支持力度三个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整合问题.

网络反腐意见表达的特征与问题

表达自由作为公民信息自由权的重要体现形式，是现代社会公民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反映了普通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政治生活和社区事务的直接参与和影响，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前提，也被称为自由表达权。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媒介的普及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活动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表达渠道和平台。其中，利用网络对腐败现象进行监督和揭露成为普通公众表达反腐败认知和意见呈现的重要方式。本文从表达权视域探析网络反腐中意见表达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制度设计需要精巧、精心、精细——雅典城邦秘密票决机制的启示

德先生来到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为了'民主'这个响亮的口号,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抛洒热血。然而,时至今日,民主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很多人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公共政治生活习惯,可是这种公共生活态度和习惯也需要制度才能培养。长期以来。

中职道德与法律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来，中国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这个概念也已深入民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法律赋予人们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社会在法治的影响下才能稳定、和谐、有序发展。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也受法律的保护和制约，公民的日常生活更是与法律息息相关，法律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要件。因此，要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普及青少年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教育水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从而全面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

让社会运转起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建构

当下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冲突持续不断和小区早衰等各种困境,充满挑战。为更清晰地理解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困境,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通过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哲学及话语三种传统建构以及个人与国家间的联系机制,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间互相建构的关系,进而构建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转向,并发现社区、小区中存在的关系性、政治性及利益性三种公共生活。从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角度看,多发的利益冲突理应引发相应的转型:社会冲突之所以持续是因为社区和小区中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同样也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矛盾无法转移使得利益冲突各方持续对抗。为解决这样的困境,在建立能使利益性公共生活正常运行机制的同时,亦应随之构建出契合的配套制度,以实现社会良好运转和国家繁荣昌盛。

都市报对“公共新闻”理论的运用

＂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公众新闻＂,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新闻界面对社会批评和信任危机而发起的改革运动,是继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之后的又一自我反思,其主旨是改善媒体与公众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公民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以话语讨论而非暴力的方式推进问题的解决。

论政治文化建构及其引领

革命文化是党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保持党的革命性的重要保障。在执政条件下,社会公共精神日益成为革命文化的深层结构,决定着革命文化的内涵和功能,这使得我国政治文化也必须遵循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在生活政治时代,党的人民性成为政治文化建构的重要支撑,同时人民性上升为公共精神和社会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建构的过程,政治文化形成需要公共生活来保障。党的革命性为公共精神培养提供方向和动力,政治家培养是关键。只有将日常生活与党的解放政治相联系,才能建构起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需要不断创新革命的内涵,探索建立将革命与生活融合的生活政治。

推动政治民主当从保障选举权始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杈和监督权。”在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论述，被各界普遍理解为提出了民主权利的“五权”概念。与后四项最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概念相比，选举权并不“新鲜”，且早为国人所熟知，此次温故知新，高调纳入公民民主权利谱系，且居于首位，耐人寻味。

当代文学的一个“公民不服从者”形象——以《生死疲劳》中的“蓝脸”看一个“通过文学的法律”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中,文学享有较高的地位,这除了因为文学事关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的情感和精神追求以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它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学发挥着和"礼"、"法"虽不相同但同样重大的作用。文学是人学,法学的实质其实也是人学。文学就是社会国家的"血肉",而法律则是社会国家的"筋骨"。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通过"蓝脸"这一重要人物的塑造,以一种隐蔽、潜在但形象、生动的方式,对一个困扰当代中国公共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方式的法学问题完成了一次"通过文学的法律"探究的作业。

宪法宣誓制度的深层价值

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自明年起，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标志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想，终于以立法形式得以确认，并将成为未来公共政治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