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公共领域中的空间正义及其实现路径

城市空间兼具自然性和政治性,并以政治属性为本质属性。城市空间的政治性与城市空间正义的政治学意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城市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在城市空间领域的体现,可从城市权利、社会正义、空间地理三重维度来理解。在政治学视角下,城市空间不正义的根源是城市空间利益关系的失序,表现为城市化、城市治理、空间功能、生态空间四个层面治理问题。实现城市空间正义的核心,在于重塑城市政治公共领域中空间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共理性、主体价值、制度规范和集体行动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持续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确立一核多元的政社互动主体格局,建立和完善协同治理集体行动机制,以制度规范保障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

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本人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本土概念,通过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与法律秩序之间二种不同形式的行动实践剖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在微观层次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同时,通过这二种形式的行动实践的微观分析,试图对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做出新时代的解读与发展。

中欧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化基础之比较

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构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那么,如何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健康生长和发育呢?它的关键元素是什么?通过对中欧各自的历史文化、文明进程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生存发展的态势之比较,揭示了平等、自治、权利、契约、民主、正义等文明因子正是非政治公共领域图存发展的关键元素。它旨在强调中国欲要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的蓬勃发展和构建中国社会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则需借鉴欧洲经验,重在打造具有这些文明因子的新型文化体系。

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提出及其本土实践研究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本土概念,它是包容了抽象与具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一个立体性范畴。这个范畴是通过组织、制度、文化与运动等一些重要载体来体现和表达的,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与独立性、合法性、开放性与非营利性等特征。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非政治公共领域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当前呈现出混合、现代性、公共治理、建制化等特征,但总体上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声音还很弱、力量也很单薄。若要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实行治道变革、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强非政治公共领域。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媒介化语境下侗寨鼓楼政治公共领域的变化

鼓楼是侗族村寨传统的政治公共领域,媒介化生存的今天,大众传媒深刻地影响着鼓楼传统功能的实现和发展。通过对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3个侗族村寨的调查发现,大众传媒对侗族鼓楼生活的影响,既体现在鼓楼自身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上,又体现为鼓楼政治功能的分化方面。加强侗族政治公共领域的科学建设对于侗族村寨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公共领域”的变迁看台湾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媒介和政治的关系是一部长期纠葛的历史,中、西方均如此。若将政治粗略解释成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领域,没有任何近代媒体能够政治完全分割开来,即使是一部完全娱乐内容取向的新闻或杂志,都和政治不可分。近代大众媒介兴起,媒体就和"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密不可分。媒体是"第四权力",是一种对执政者"监督(制衡)权利",目的在于防范政府滥用权力行事。台湾解严以后,媒体争霸战正式进入战国时代,置入性营销模式、新闻广告化、广告新闻化,以及媒体投资方的个人政治倾向,都左右了电视台节目定位及新闻言论尺度,进而造成台湾社会的乱象。遂有民间团体、学者及公益团体大声疾呼,从阅听大众的角度,如何用民众的力量监督媒体,更监督政治人物,让他们知道媒体仍应以公共利益为重。

共和精神的形成机制与政治公共性的罗马传统

古希腊直接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最终导致了古典政治公共性的衰微,而萌生于希腊晚期城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分的个体意识逐渐取代了蕴含于早期城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合一的德性伦理并获得了潜滋暗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古罗马人培育了以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共和精神,并以之为动力源泉创造了复杂精妙的共和宪制、法律制度和公共理性。这不仅构成了异于古希腊直接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另一种传统,而且也确立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从古典文明迈向中世纪文明。

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实体性公共空间、社团、大众传媒和社会运动。

“政治博客”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趋势

文章对政治博客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趋势进行了讨论,概括了政治博客的几个主要特征及其主要类型,以及政治博客影响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并结合当前网络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对政治博客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的描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博客的剧增,政治传播的“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政治博客在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影响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政治责任。

“政治博客”的发展状况及其趋势分析

政治博客数量扩张,管理新难题层出不穷。政治博客发展将形成全新的公共政治领域;将发展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新方式,促进政治传播的"个体化自媒体时代"趋势的到来,政治民主的公共精神将不断成熟。

政治空间结构的转换与辛亥革命党人建国理论与实践的演变

清末时期,满清王朝在形势逼迫下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被动开放出一个类式西方社会转型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急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空间结构"。既造成了一个实力不济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从王朝中分离出来的实力派官僚集团。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遭遇了三个利益集团的对抗。这一格局决定了同盟会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命运。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儿童的家庭处境与家庭教育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家庭教育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代。法律的出台意味着家庭教育上升为公共政治领域关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能够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家庭教育问题。新时代的家庭教育既需要继承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又要开创新的家庭教育理论为儿童的未来负责。

“史”义再释——兼论源初时代中国史学的经验基础与政治本性

理解"史"之本义的关键在于历来被忽视了的"史"字所从之"又"。"史"字所从之"又"和"口",以提喻和象征的方式规定了"史"的人类经验基础,即栖居于共同世界之间并且活动于公共政治领域之中的人们的言说、创制或行动的经验。"史"字的另一构件"│"表明,"口"和"又",亦即言与行,是不可分割地贯串联结在一起因而同属一体的。由此,"史"之本义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现实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作为言说者、创制者以及行动者而存在的人们之在其所栖居于其间的共同世界特别是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行活动及其结果。易言之,言行为獉獉獉"史獉"。而这,在史学存在学(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正是汉代学者所说的"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或"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之本义告诉了我们一个湮没于忘川之深渊的事实:在中国史学的前《春秋》即前编年体历史时代,史学的人类经验基础和源初对象是栖居于共同世界之间并且活动于公共政治领域之中的人们确证其能力和自我显现的实践活动与其结果,史学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的政治本性,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人是"谁"(who)和人是"什么"(what)的学问。进而言之,在孔子修《春秋》或编年体史学之前,特别是在源初时代,中国史学亦即是中国哲学,是穿着厚重古朴的历史外衣的哲学,或者说是以哲学为导向的史学。

致命的友谊:雅各宾派的友谊政治

本文探讨友谊在公共政治领域的作用。友谊在雅各宾派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雅各宾派将友谊理想化为一种自然美德,但拒绝将其视为庇护、腐败和任人唯亲等古代政权政治风格的象征。将行政职位交给私人朋友的革命政治家冒着违反政治美德意识形态的风险,即不应该对特定公民给予优待。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友谊变得愈发可疑,充满派系斗争甚至阴谋的味道。本文探讨了在这种政治生活中,由友谊造成的不安和模糊如何影响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的两个派别:吉伦特派和罗伯斯庇尔派。

人民政协法制化的理论基础与路径抉择——基于功能主义进路的考察

在实际运作中,人民政协组织具有"机关性"的特征。在应然理念层面上,人民政协制度则具有"场域性"的特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政治活动的运行平台,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基于结构主义的观点忽视了人民政协独特的政治定位。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政协职能活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与表意性,人民政协应定位在政治公共领域,而与国家权力体系平行。应采纳功能主义的视角,实现人民政协法制化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完善政治协商程序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