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的公共政策法院——以金融风险的司法预防与处置为视角

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和"挤兑效应"(Bank Run),商业银行相比普通企业聚集了更多风险。从1997年的海南发展银行市场退出到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诸多案例说明我国的商业银行风险从未消失,作为风险集中处置的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也呼唤更为均衡的效率观和对各方权益的充分保护。但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可见,司法权在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呈现全面收缩的状态,该状态导致"弱司法、强行政"的权力格局,监管权缺乏有效制约,其背后的原因是恪守中立性的司法权缺乏对监管权进行制约的理论支撑,同时当前司法裁判在体认金融风险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对当前金融司法裁判的检视,提出以公共政策法院为范式,构建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司法权与监管权均衡运行的具体路径,进而发挥司法权在预防和处置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从三重授权到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司法的路径迭代

三重授权原则是我国法院在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进行的司法创造,但由于数据特性及立法缺失,三重授权原则在判断范式、数据分类和利益衡量上仍有待完善。“数据二十条”提出以数据分类分级确权使用健全数据权益保护。数据司法应以此为契机,以公共政策法院为立场,实现由三重授权原则到分类分级保护的路径迭代:摒弃权利范式而采用行为范式,通过数据“三权分置”实现数据利益;以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为标准进行数据类型化界定,实现类型化数据利益的识别与界定;以利益层级完善数据利益衡量,将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作为基本价值准则,实现个人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均衡保护。

金融司法监管化:动因、困境与调适

随着金融司法适用行政规章的常态化、制度化,以及穿透式审判在金融司法中的全面推行,金融司法呈现出监管化趋向。金融司法监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过于公共政策化,在人民司法的理念下,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司法的主要目标,从而扮演监管追随者的角色。由于制度角色和制度功能不同,金融司法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作用有限,金融司法监管化会严重降低司法可预期性,损害契约自由,抑制金融创新。建议按照“相对独立、互相尊重、加强沟通”的原则构建二者关系,发挥金融司法对金融监管或补强或纠偏的作用,重点关注公序良俗原则及合同效力制度的规范适用,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发挥好金融司法作为规范交易行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