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有效性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目的/意义]高校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探索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方法/过程]以内参模式和外压模式为基础,梳理了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开展了单一变量和组合变量对公共政策议程形成数量影响的模拟仿真。[结果/结论]高校智库参与情境下的公共政策议程形成数量受到智脑水平、资金和传播交流能力3个层面的9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既包括智库专家数量、人才队伍的专业结构、社会捐赠资金等单一因素,也包括智库自身平台宣传水平、协作程度等组合因素。最后,本文对提升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提出了建议。

新媒体背景下公共政策传播的议程设置研究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公众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能够有效利用新媒体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一背景下,公共政策传播从被动传播逐渐转为主动与新媒体领域有机结合的新型传播模式。文章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新媒体背景下公共政策的传播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基于媒介效果理论,研究媒介议程设置在公共政策传播中的效果,为政府回应和管理政策信息提供参考。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议程设置机理研究

社会问题如何进入决策视野纳入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修正,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探讨三股源流在三个阶段过程中以何种联系和作用进行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推动政策议程的形成。研究表明:在第一阶段,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国家结构和社会情景作为政策议程产生的先决条件,对三股源流的形成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三股源流作为开启政策之窗的必要条件发挥着“优化”和“软化”作用,最终耦合开启政策之窗,进入政策议程。新构建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新时代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频发生,媒体的报道成为人们关注事件的重要信息源之一。文章在“5W”模式的框架下,以新阶段疫情防控的相关媒体报道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SPSS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传播主体的可信度、传播议题的性质、传播媒介的类型、受传者的信息接受量和传播效果的反馈五个方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优化方案。

家事也是国事: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侧矛盾日趋尖锐,婴幼儿照护已由传统的家事进入政府决策议程,一跃成为国事。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结合儒家文化语境,建构出婴幼儿托育政策形塑的六源流分析框架:由家庭结构失序、供需失衡和机构失管构成问题流;由人口老龄化、政策提案、学术成果、意见领袖构成政策流;由党政理念、公众情绪、国际示范形成政治流;同时甄别出过程流、项目流、技术流在促进政策落地上的隐性作用,将研究触角延伸到运行机制。健康中国行动、生育政策调整加速了源流的汇聚耦合,政策企业家需要及时把握机会,促使政策之窗开启。未来应通过强化部门合作治理、健全托育服务网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推动托育数字化转型、增强家庭照护支持等措施,积极建构和完善“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的婴幼儿托育供给体系。

微博评论区公共性特征及价值对议程设置的影响

数字媒体时代,公众之间的互动讨论已经成为信息传播过程的重要环节。本文依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达尔格伦的构成性三向度理论分析了微博评论区结构、再现和互动的公共性特征,由此特征分析评论区价值以及对传统议程设置在评论区产生的变化和影响。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民间组织参与现状、困境及提升路径探讨

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政策议程设置能够促进政策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民间组织作为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发声器,可以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设置,成为政策相关者表达政策诉求的重要渠道。我国民间组织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面临制度制约、信任困境和生存困境。为此,需要从制度建设、环境建设、自身建设等方面出发,以发挥民间组织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比较研究——以单独二胎政策产生过程为例

本文以单独二胎政策产生前后的信息传播过程为考察对象,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中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发现不能将传统媒体报道单独二胎相关新闻的出现简单归因于迫于新媒体舆论势头的压力,提出要警惕形式上的反控,即如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滞后于公共舆论,则有可能引起误解,造成政府决策被舆论反控的假象。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新时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三重策略

议程设置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推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基础议程设置层级:主动设置议题以赢得先机,选择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议题以增强认同,强调议题加深关注;属性议程设置层级,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以形成认知;网络议程设置层级,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受众呼应”的对外传播格局,主流媒体整合定调,社交平台布局,社会公众参与。

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基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

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我国传统的精英决策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媒体、公众三元互动的议程设置和决策体系正在形成。通过重塑多源流理论模型,尝试探究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下公共议程建构的逻辑和运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工具和视角。

议程设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集聚,这是议程设置的思想前提。网络主体利用网络进行议程设置,增强其话语叙事能力、激发网络群体极化、消解传统权威,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在巩固宣传文化主阵地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弘扬网络空间正义中增强政治引领,不断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在以议程规制议程中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

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影响日益重要而深刻,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有着内在的原因和机理,目前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存在众多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建立多种官民网络互动渠道,政府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主流媒体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来发挥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积极影响;同时又要采取健全网络道德规范,完善网络法规条例,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加强官员问责力度等措施,规避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消极影响。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为《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议程的设置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相关重要指标、焦点事件以及食品安全监管出现的新状况共同构成了"问题溪流",专家学者、政治官僚、政治团体、食品安全企业代表、技术专家等政策共同体形成了"政策溪流",公众情绪、食品安全监管权限的变化共同促进了"政治溪流"的形成。三个溪流共同作用,开启了"政策窗口"。本研究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过程,为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不足之处在于该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在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议程设置理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之问题表征及超越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在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方面存在议题来源的多元化、分散化与舆情主导的消解化,议题内容的衍生性、情绪化与舆情的主流模糊化,议程设置的复杂化、反向化与舆情效果的溢散化等问题。为此,以议程设置理论为指导,加强媒介议题融合以强信心、坚持议题需求导向以暖人心、强化议程互动以聚民心,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