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区块链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探究区块链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的理论框架、变革向度及精准路径。研究认为:基于“服务金三角”理论模型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框架,从服务需求重构、供给战略重构、供给系统重构、供给主体重构等方面诠释变革向度。并提出建构“链式”管理、“公有链”运作平台、需求精准管理和供给科学决策、创新赋能机制的供给实践框架,从供给需求、供给战略、供给系统、供给主体层面阐释区块链嵌入供给治理风险,为规避风险提出政府、企业、社会、个体应对路径。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智赋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以南京市“宁企通”平台为例

传统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逐渐不能适应技术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要求。数智化技术因其具备的数据化、平台化与智能化等特征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因此,数智赋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具有数据驱动、个性预测、智能决策与实时反馈等诸多新优势。在“宁企通”平台的创新实践中,其实现了以标准联通化互动激活透明和分布式共享服务,以联通协同化审批形成参与式和共同创造服务,以开放精准化匹配塑造预测型和个性化服务,以精准智能化引导构建智能感知和交互式服务与以协同标准化管理确保自适应和可持续服务等内在机制与标准的模式创新逻辑。未来,数智赋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还需在分布式数智技术、透明数智技术及智能数智技术的使用上进一步探索,以不断提高技术服务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效能。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

相对贫困治理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谋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挑战。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并不一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在中国“伊斯特林悖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相对贫困情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本文通过梳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逻辑关系,提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赋权”和“增能”来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理论假说,并采用中国四省实地调研的数据,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其中供给满意度中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赋权、增能影响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增能的影响更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乡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据此结论,试从“影响因素—生成逻辑”两个角度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政策建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理论依据。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否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形式,它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供给的。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医疗卫生行业PPP政策实施前后相应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增长率的变化,并通过实证分析全国公共服务供给与PPP政策的关系,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发现10年来各省的医院床位数均呈递增趋势,但医院床位数的增长率并不一致,而是呈波动状态,在PPP政策实施后供给增长率存在短暂的增长。PPP政策效果就于提高公共品数量方面还不是很显著。就于此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对地方政府防范PPP项目风险以及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区块链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治理研究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深入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应用及其带来的变革。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治理、数据透明度、智能合约等特性,本文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如何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在应用区块链技术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障碍、政策与法律环境适应性问题以及公众接受度和知识普及方面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公共服务供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基于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各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证检验公共服务供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则不显著;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并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

在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检验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均可以促进当地绿色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2)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绿色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有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3)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门槛值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当集聚程度超过门槛值时,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递减效应。(4)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另外,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东、西部和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没有体现明显的促进作用。

城市商业活力、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

盘活城市商业活力是提振消费、确保内循环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路径,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检测调查数据(2011-2018年),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Kernel核密度等模型系统性研究城市商业活力、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商业活力的提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城市商业活力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有利于城市商业活力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在城市商业活力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机制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城市商业活力对高收入水平和高受教育水平居民的消费增长促进明显,对高养老负担居民的消费增长促进不明显,公共服务供给对高养老负担居民群体的正向调节效应更突出。最后提出促进城市商业活力与民生保障的融合、提升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等建议。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析--以山西省3个样本县为例

文章以山西省岢岚、灵丘和曲沃三县为研究区域,基于村干部与村民问卷调查,在行政村尺度下分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购物、快递等公共服务的配给现状、分布特征及其可达性与村民满意度之间的多重关联。分析内容包括:公共服务可达性总体现状;村域人口数量和地理区位影响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分异;公共服务可达性以及村民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满意度对其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基于数据分析提出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短板与优化方向。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基本单元转换及其治理逻辑

文章以乡村的差序性与治理的整体性为理论分析框架,开展基于行政村、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边界比较,认为村民小组是乡村基层治理最为理想的基本单元。在此基础上,提出筹建公共服务微型综合体,将政府内部管理、外部服务职能和村民自治、全社会公益服务要素有机架构与整合,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多要素整合、多功能服务实现机制,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予以重组或流程再造。为最大化乡村公共服务基本单元内含的差序性与整体性功能集合效应,建议顶层设计公共服务微型综合体管理办法、多部门协同落实公共服务微型综合体条件保障、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

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村农业与农村经济增长促进效果估测研究

为验证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村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效果,在科学选定公共服务供给和农业产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选取2006-2020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对农村产业和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与测度。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提供对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服务提供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农业的拉动作用较强。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F市R乡的调查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以及逐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综合学者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安徽省F市R乡的问卷调查,从基层干部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论证影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具体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办事效率以及人际沟通能力会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影响。

财政分权、公共服务供给与包容性增长

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利用手工查找的2008—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为显著“倒U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显著“正U形”,且二者均存在明显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规模异质性;公共服务供给作为财政分权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此,应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包容性增长。

精细化治理会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90个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考察精细化治理与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以治理单元“微型化”为代表的精细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这种效果提升是通过发掘培育村庄精英骨干力量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两条路径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增强精细化治理对公共服务效果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精细化治理在外出务工率高的“空心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层单元的责任制改革是精细化治理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体系,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展开理论探究,并以国内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高素质人力资本、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较强交互,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公共服务供给可有力协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有10%~20%影响效能经由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中介路径实现。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明确验证公共服务供给的中介传导路径,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新证据。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域外经验及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方法,分析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情况,探究转型经验,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国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经验:构建数字化协同供给结构,布局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社区数字化健身场景。对我国的启示:健全相关制度环境,推动数字技术落地,建设数字化协同供给结构,完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搭建智慧社区健身场景。

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困境与进路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但现今各地针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引才方式重“引才”轻“留才”,造成了“引不进人、留不住才”的人才困境。笔者基于成本—收益框架分析与实地调研发现,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的公共服务短板,是人才困境的深层诱因,亟待从畅通县镇村人才交流机制、柔性引进急需人才和加强本地人才的培育和使用等方面优化政策供给,从打造县镇村三级阶梯的公共服务架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多样化、县域内推动养老托幼服务产业建设、增加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供给等方面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村地区人才吸引力,以厚实的人才基础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