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在应对现实困境时采取的创新性治理模式之一。西方学者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管理能力、交易成本、公民认知态度以及政府组织和主体博弈的惰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逻辑与改革实践

不同于西方国家应对福利国家危机、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减轻财政负担的改革背景,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倡导民生财政、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活力的背景下,开始在各类公共服务领域广泛应用合同外包。为了探索中国的合同外包改革实践,从理论层面剖析合同外包的理论逻辑,指出合同外包体现着传统的等级治理模式向合同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在实践层面上结合中国合同外包改革实践来分析中国各地方政府推行合同外包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管理层面的动因,并进而从外包什么、外包给谁、怎样外包、外包效果四个方面来阐述合同外包在中国的实施情况。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逻辑、现实动因及争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传统官僚制饱受批评和质疑的背景下,合同外包因其具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而备受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各国政府推进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的政策工具。文章从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可分离性、以合同为中介的治理以及竞争机制的效用三个维度诠释了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合同外包的理论可行性,进而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管理层面和社会层面考察了政府推行合同外包的现实动因。在此基础上,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成效及其引发的争议问题展开了理性思考。

为何外包、外包给谁与如何外包: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决策

政府决策是公共服务外包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合同履约的成败。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必然面对为何外包、外包给谁与如何外包三个决策问题。在为何外包方面,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均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思路,而影响外包动机的主要因素可以划分为服务、政府和政治三类。在外包给谁方面,私营企业、社会组织与其他政府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需要政府予以相机抉择。在如何外包方面,传统合同与关系合同被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合同治理机制。在实践中,提高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决策水平要找准上述三个方面的着力点,从外包动因的角度来看,需要建立开放透明的外包决策机制;从承包方选择的角度来看,需要破除唯私营企业优越或唯社会组织优越的成见,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承包方的特征进行相机抉择;从合同形式选择的角度来看,需要探索传统合同与关系合同优势互补的方式方法。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及其控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项交易,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交易成本变量,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不一定能降低交易成本、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存在不确定性成本、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难以合理界定交易成本等都是这些变量的体现。基于这些交易成本变量,大胆而细致地选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建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较为公平、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控制能力等应是降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交易成本的可行路径。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及其治理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当代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潮流与趋势,也是推动公共服务服务改革与创新的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服务实施合同外包后,交易成本对于合同外包的绩效结果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者必须对其加以慎重考量。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出发,剖析合同外包中交易成本的构成,考察了影响合同外包交易成本的三大因素;同时,指出了公共服务外包中降低交易成本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服务外包中交易成本的治理思路。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与治理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寻租的特征表现为:设租者多为掌握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权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设租者与寻租者相互勾结,官商合谋;寻租数额越来越大,环节和人员越来越多;寻租的手段隐蔽化,形式多样化。其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程序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不强,审批程序不规范且审批权力高度集中,独立监管机构缺失,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流于形式。因此,规避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风险,需要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合同外包正当的法律程序遏制腐败,建立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防范和打破合约共谋,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监督与惩处腐败。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其价值功能的实现需要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协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政府合同治理能力的不足和合同外包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公共服务合同面临着绩效的不确定性、权力寻租和公共性缺失等实践难题。为此,可通过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重塑、政府合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合同外包外部环境的培育和完善、公私利益的平衡和多元供给方式的建立来修正和完善这种制度安排,实现其最优价值。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框架、现实障碍与对策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公共管理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但在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中却存在着如外包法制不完善、政府缺失相应能力、服务外包缺乏充分市场竞争、有能力承担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等诸多障碍。为确保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顺利进行,要加强制度设计,实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制度化、法制化;提高政府合同监管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监督体系;改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市场机制,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提高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承接能力。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不完全外包及其动因——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基于中国情境,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广州、深圳城市基层政府的环卫服务外包为样本,研究了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同时来自内部与外部,受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压力强化"是中国城市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不完全外包"现象的动因。同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创新。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现状——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合同外包日益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二手数据,在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状况（2000~2009）的概括性分析中发现,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迅猛,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均前所未有,并且逐步迈入法制化轨道。由于影响合同外包成效的因素相当复杂,政府显然缺乏相关操作经验,无论是在合同外包的决策当中还是在实施当中,＂审慎＂是最明智的策略。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一个研究综述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围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外包什么、如何管理外包合同、外包效果如何、什么因素影响外包效果等主题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纬度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构成、成因与治理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在政府付费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供给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公共服务是否合同外包取决于合同外包过程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把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看作是公共服务市场供给产生的"摩擦力",这种"摩擦力"会阻碍合同外包的实施。为了降低市场供给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必须厘清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交易成本的构成,阐明交易成本的成因和治理机制,从而探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决定性因素,深化对合同外包的本质及其治理机制的理解。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热点主题:评述与前瞻

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已成为各国政府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合同外包的限度、原因、绩效及其影响因素,逆向合同外包等热点主题展开。现有文献表明,公共服务有着复杂的产品特征,将公共服务转移至市场未必能够改进效率,容易滋生各种风险。在开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政府应考虑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利用完全合同外包、逆向合同外包、公私混合提供等多种务实的、动态的方式来回应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风险与治理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会遭遇各种风险。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看,集中表现为道德风险、寻租风险和公平风险。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政府规制不足,市场化逐步演化为一个用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的过程。由此要保障公众的基本权益,必须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破除各类垄断,维系适度竞争。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公共服务外包动因研究——来自医疗保险的实证经验

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中心概念是合同风险,但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了影响合同风险的外部因素。以医疗保险服务外包为研究领域,分析监管制度、合同制度和政府能力等外部因素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监管制度和政府能力显著影响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决策,合同制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监管及其完善

外包合同监管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重要环节,应正确认识外包合同监管的不可或缺性,跳出外包合同监管的形式主义怪圈,充分考虑外包合同监管的特性、权利性监督的重要作用和我国行政监督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与外包合同监管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保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监管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外包合同的监管也应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

基于双重理性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管理范式嬗变的重要内容,因其高效率与低成本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工具理性未合理贯彻而导致的经济和效率风险,以及价值理性缺位导致的权力寻租、政府卸责和社会不公等风险。因此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行政伦理的内化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促使合同外包在公正、民主、责任等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发挥工具理性在优化手段方面的正效应,保证在公共性的基石上提高合同外包的效率和质量。

全球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不同于西方国家削减政府规模、节省成本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的改革动因与成熟的官僚制背景,中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与培育社会力量的大背景下逐渐兴起且日益繁荣,有着其特定的运行方式与运作特征。为了考察中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改革实践,特区分出三种运作模式:竞争模式、谈判模式与体制内外包模式,并借助三个典型案例来对三种运作模式的实际运作过程与改革效果等展开分析与比较,发现三种模式各有其生存土壤与运行效果。在改革实践中地方政府应该根据管理情境而选择适当的运作模式。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为何外包"、"外包什么"、"何时外包"以及"如何外包"等问题而展开。最近,合同外包的逆向发展趋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学术界开始改变民营化是一种单向发展的观点,而意识到了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未来的研究者应该超越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模式,走出视合同外包为一种单向市场过程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关注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关注一种务实的、动态的、市场与政府混合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