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普及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机理路径及其多重效应

传统需求理论认为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公共服务消费升级。文章研究了互联网普及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内在机理与传导路径,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普及影响公共服务消费的异质效应、拥培效应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对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互联网普及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也具有单一的门槛效应;我国目前互联网普及率均值为35.42%,当互联网普及率超过44.11%时,对公共服务消费影响的边际效应将提升到0.213,较目前的0.144将提升47.92%;在"互联网+"背景下,虽然互联网普及对农村公共服务消费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但目前公共服务消费升级主要还是通过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提升来实现的,且人口出生率的增加将加剧公共服务消费的拥堵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依靠互联网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依靠信息技术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互联网促进公共服务消费需求升级的机理与路径——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服务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短板来促进服务消费需求升级的问题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著。该文结合时代特征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机理和路径,为解决公共服务消费升级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其中,该文在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发现公共服务消费需求与互联网普及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农村和城镇公共服务消费需求受互联网的影响存在差异。该文最后对于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公共服务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非线性演化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PSTR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互联网视域下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非线性演化路径。研究发现:互联网视域下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升级路径演化存在单一门槛,城镇地区存在双重门槛;互联网视域下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升级非线性路径中的单一门槛值为40.5%,城镇地区的双重门槛值为41.7%和60.5%;互联网普及率低于40.5%时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消费的影响仅为0.084,高于40.5%后的影响为0.266;互联网普及率低于41.7%时对城镇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升级的影响为0.122,41.7%-60.5%区间内的影响为0.318,高于60.5%后的影响为0.297。文章最后从强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缩小城乡地区互联网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论准公共服务消费机制与城市交通拥挤治理中的个人权利让渡

人们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理性选择和趋利行为,总是倾向于个人收益最大化。但人们在一些准公共经济中的行为特征,却须既要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又要兼顾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机制的有效运行,否则拥挤性的消费特性,逼迫人们付出"拥挤税",并且在缺乏预见性和成本有效分摊的情况下,将给社会和个体带来的公共品短缺以及时间成本等代价更大。文章以交通拥挤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试图表达一个理念:准公共品的成本分摊机制虽然与私人品有差异,但最好的供给机制是使消费效用与成本分摊有所对称,或者存在部分人群的个人权利有所让渡,从而使公共交通中多数人的通行权利获得尊重,只有这样,方能有利于具有拥挤性的准公共品供给,从而避免短缺的困扰。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日益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城市发展惯性、政府规划、资本选择偏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居民自身多元需求等众多要素正在导致中国城市空间多元分化。总体上,以财政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区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左右公共服务获得感高低的重要变量。然而,公共服务获得感日益以居住社区为基准,研究数据显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分布曲线基本与居民的获得感大体一致。不过,市场价值等级高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反而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人,其公共服务获得感也相对较低。

继续延长本轮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运行——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良性大变形

从2000年开始的我国本轮经济周期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为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运行，在一轮周期中，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多次进行微调，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把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长”抓不懈。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问题，除了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之外，扩大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居民住房支出，是提高我国消费率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