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论析

公共服务就是通过提供和创造物化形态的或者非物化形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环境满足公共需要的过程,它起源于人的公共需要。公共服务主要可以分为政权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经营性公共服务三种基本类型。公共服务的公共性质是相对的,其消费具有层次性,公共服务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公共服务的提供要遵循伦理要求。公共服务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途经,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能。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加大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

质点到网络:公共服务动机、行为、绩效三元交互发展逻辑体系构建

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不断发展繁荣,理论研究成果颇丰,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但公共服务动机如何转化为公共服务绩效在理论机制方面尚未清晰,遑论纳入公共管理人力资源实践中。基于Apriori算法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了无监督机器学习挖掘,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转化的研究不足之处。基于此,在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系统性厘清了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绩效三者关系,打通了三者相互链接转化的逻辑框架。并以逻辑转化路径为基础,基于系统网络层面搭建起“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绩效”三元交互发展的逻辑分析模型,以期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从而达到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成功转化为实践的目的。

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础、重点与实践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经历了“框架形成—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的递进式上升过程。在处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的矛盾中,需要把握好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健身服务与农村健身供给、自主健身活动与赛事健身活动、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要全面领会“更高水平”的内涵要旨,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标准化优化配置资源布局,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发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作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智慧化赋能全民健身,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科学化水平;协同体育强国建设的支撑要素,促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

数字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有机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种路径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在当前实践中集中表现为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嵌入,这一嵌入过程促进了数字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相互关联。数字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多方数据且基于对乡村居民公共生活进行数字孪生的技术特性,具有削弱信息不对称、普及基础金融服务、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增加金融产品可及性与针对性的应用潜力。论文通过梳理乡村数字公共服务平台的典型特征,以此为脉络结合供需视角研究数字化公共服务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并探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反哺效应。研究认为,在适当的政策设计下,数字公共服务与金融服务的有机融合,可以成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种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新时代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圈内化”现象突出,市场化程度滞后,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发现:公共产品的模糊性、购买制度的模糊性和交易关系的模糊性所构成的政府购买信息非标准化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症结”;不同社会组织距离政府中心的位置远近直接影响其项目获取能力,紧密组织具有赢得政府购买的天然优势,独立组织在政府购买中处于相对劣势,松散组织游离于二者之间;政府的强权威和“稳中求进”的思维惯性往往倾向于“圈内购买”,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难以市场化。建议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清单,明晰公共服务边界;完善购买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加大培育市场化社会组织,强化功能引导;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购买机制,提升政府购买公开透明度等举措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图景与实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被引入公共管理实践,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围绕公共服务递送而结成的新型关系和进行的混合活动,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第三部门等主体,涵盖公共服务的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合作生产的理论嬗变内含于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演替,其主导理念经历了从控制参与逻辑、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合作生产的实践轨迹映射出政府与公民的角色转向路径,形成了一元操纵型、吸纳安抚型、政社互补型和公民主控型等基本模式。未来,应探索和构建本土的合作生产模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在实践基础上贡献富有中国风格并兼具学科一般性的合作生产理论知识。

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条件和重要路径,共同富裕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目标指引和理论资源。基于共同富裕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高水平”均等化、“双向互动”均等化、“渐进主义”均等化。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存在目标悬浮、路径错位、方式移位等问题,以共同富裕理念推进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构建并落实基本公共服务高水平均等化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向互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机制、坚持常态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渐进均等化发展策略。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智慧化转型、升级与实现路径

智慧化转型和升级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迈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需要,也是纾解服务供需矛盾、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基于整体性治理、组织变革等理论依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政府组织主要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体系、治理主体4个层面实现智慧化转型.运用文献查阅、案例分析和分类比较等方法,综合应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原有资源布局和功能布局、健身载体空间、健身指导、赛事活动形式和场馆运营管理等内容实现智慧升级.研究认为,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完善全国智慧健身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品质化“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打造场景化运动体验空间,分层分类制定智慧标准化等,进而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治理和更高水平的发展.

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一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财政纵向失衡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上述结论能够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特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基于研究文献的分析

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是新时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对既有文献的系统分析发现,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已实现对公共服务标准化内涵与战略价值较系统的澄清与定位,并展开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实践。整体而言,近十年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取得了较可观的成效,但当前也面临着理论、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困境,需要在强化理论探索、提升标准质量和完善监督机制等层面进行更多尝试。为更好地助推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实践,未来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建立更具公共精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理论框架、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政策评估体系以及重视质性与量化研究的结合等相关主题。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创业了吗?——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小企业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是应用最广的数字政府建设载体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浙江省小微企业注册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业促进效应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和匹配服务需求,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且该创业促进效应在创业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研究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环节。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在价值上高度契合,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内核、以共享发展为价值原则,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解决群众现实利益问题、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建立健全教育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全面提升教育质量、重视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构建全方位教育发展体系,是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识别与防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要实现增进效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购买目标,一个基本前提是在选择承接主体时存在较为充分的竞争。然而,立足主体、行为和方式维度的分析表明,潜在承接主体数量的有限性、关系型购买行为的常发性、对竞争运用的失当性等主客观因素时常引发承接主体选择时有意识的虚假竞争和无意识的形式化竞争等伪竞争风险。为了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需要从培育公共服务的承接主体、运用公共服务项目分解策略、探索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私混合方式、通过准市场方式选择承接主体等方面针对性地设计风险防范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在乡村振兴时代,地方政府的职能发生很大转变。地方政府从产业亲历者变成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把为农村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生产性公共服务和面向个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两个部分进行分析,前者面向农村地区的生产工作,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后者面向农村百姓的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两种公共服务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在生产性公共服务上,地方政府扮演产业的规划者和分配机制的规范者,给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整体规划,并规范出利益分配机制;在面向个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上,地方政府首先是服务提供者;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扮演着社会资源的牵线者和规范者。提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与地方社会基础相结合,方能够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空间维度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聚焦于公众尤其是空间劣势群体获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的行动过程,从而将空间性接引到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逻辑之中,空间成为思索相关议题的重要切口。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趋势、标准化的效用边界以及可及性的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空间转向已成定局。然而,由于偏远乡村或边疆地区的居民获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务不得不面临前期成本较高、社会网络单一以及数字能力不足等空间难题,使其同时成为物理、社会和数字三个维度的空间劣势群体,从而引发空间非正义现象,严重制约建构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进程和效果。着力空间劣势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应从服务资源的空间适配、服务内容的空间生产以及服务效果的空间测度等方面入手,改善其空间不利地位,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共同富裕接榫,实现空间正义,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

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破”与“立”——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框架

高校教师评价是激发高校教师内在活力的管理工具,高校教师评价亟须破除“五唯”,从而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激励作用。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依据,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入手,构建高校教师评价改革分析框架。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评价目标上,破除“短期功利主义”;在评价主体上,破除“形式化参与”;在评价内容上,破除“片面重视科研”。未来要从支持高校教师自我发展的“内生发展”评价、促进高校教师全面发展的“多方相长”评价和鼓励高校教师个性发展的“全面响应”评价三个方面深化高校教师评价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