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框架下公共利益正当性的判定与考量

早在改革开放之时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预见到改革开放30年左右将是中国各种利益冲突空前尖锐的时期。在中国农村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背景下,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关于征收与征用的条款掀起了中国法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的探寻。唐福珍案的发生又再一次将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考量推向了极点。深入研究公共利益的形成与界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法学原理分析、公共利益正当性的具体判断标准及其论证等问题,对于社会冲突的协调与解决得起到指导与帮助的作用。

论个人宗教信念关联公共政治生活的合理合法性

只有关联公共生活的宗教自由才是真正而完全的宗教自由。在保证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社会里,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宗教属性不能成为行使公民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政治行为,必然会依据某种基本或总体性信念,而不同时期所谓公民伦理对宗教信念之公共或理性正当性存在不同界定。极端世俗化理论以及极端分离论试图将宗教信念完全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而使之私人化和边缘化;正当论自由派试图在世俗化理论框架内通过限制或变更宗教,使宗教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关联公共生活并恢复其部分公共性;宗教保守正统派则不仅在理论上重新界定了所谓公共合理性原则,而且还在实践上确定了宪法保证宗教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限制:“排他观点”抑或“但书”

在涉及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正当性证明中,罗尔斯认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仅能依诸独立于其自身信奉的整全观念,且由政治的正义观念规定的公共理由进行公共推理。这一观点被称为公共理性的“排他观点”。然而,在《重释公共理性的理念》一文中,罗尔斯又提出一种受“但书”限制的宽泛观点,即公民的整全观念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公共讨论,只要能够在适当时候提出公共理由以支持他们的整全理由。相较于前者,“但书”颠倒了公共理由和整全理由在公共正当性证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使前者退变为一种额外的补偿机制。这不仅违背了罗尔斯公共理性的理念与理想,甚至也会动摇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谋划的根基。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

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受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学法则——以德报德的社会本性体现的互惠性法则——支持的正义感;二是诉诸正义与善的契合性而达到对政治正义的理性接受。就后者而言,罗尔斯先是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作为理性接受的唯一理由;而后考虑到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又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看成是公民接受政治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也即重叠共识的一部分。重叠共识体现的是公民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正义观念与各自的善观念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公民接受政治正义的理由是不同的。罗尔斯的稳定性观念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因此与政治正当性以及公共正当性证明概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