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行政与自治的两难——赋能式公共物品供给在乡村振兴中的建构与嵌入

乡村振兴需要行政与自治合作,但现阶段乡村社会发展陷入了行政与自治的两难困境,公共物品供给直接展现出这一问题。赋能式公共物品供给为乡村治理两难困境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思路,其能够促使行政主导转变为行政与自治的合作。按照社区赋能理论的解释,赋能式公共物品供给是基层政府提升乡村自治主体公共物品自主供给能力的过程,有助于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内生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基层政府需要实施公共价值与行为培育、制定协商决策的基本规范、促进科层化组织载体迁移、配置公共物品实质性资源。同时,赋能式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构建应有效嵌入到乡村场域内,注重发挥村委会的中介作用,实现制度建构与地方规则、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融合,从而使得赋能式公共物品供给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就是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结合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客观梳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趋势,分析阐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供给主体相对单一、供给决策忽视需求因素、供给重点不够突出、运行管理效率较低等主要问题,建议构建多元化主体,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结构;以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注重公平,突出重点,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布局;动态运行管理,优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管理模式,以期为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公共物品供给行为:模式与启示

一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ｄｓ）是指那些可供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消费（享有）或受益，但不需要或不能够让这些居民（受益者）按市场方式分担其费用或成本的产品。一般而言，公共物品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公共物品的产...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评价与基层治理满意度——基于贫困、一般、小康、富裕四类农户的比较分析

运用2 889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的基层治理满意度受公共物品供给评价、是否村干部和家庭收入阶层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应该首先满足大部分农户都关注的重大问题;其次,注意将公共物品多向贫困农户倾斜,提高扶贫政策的力度;再次,提升乡村教育建设问题,改变一般农户对教育的轻视态度;最后,提高农户对乡村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让村庄环境成为衡量乡村治理的重要方面。

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给出农村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 ,分析了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内生的几种矛盾 ,指出为了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 ,应将农村公共物品支出列入国家财政支出体系 ,通过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债券、以工补农等多种方法 ,多渠道地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资金 ,寻求公民公平的生存权 ;也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

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态化视角研究

现有的公共物品理论较多从公共物品特性的静态视角考察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因而在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问题上都过分强调单一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本文认为,公共物品一方面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强弱程度的不同组合,使公共物品呈现出层次性;另一方面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动态变化的,使其边界呈现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公共物品的层次性、特性的动态性及边界的模糊性,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不能静止不变,应当确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态发展模式。

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处于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过剩的局面,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化解"三农问题"等一系列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基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农村基层政府——农民"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中国城镇医疗保障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创新研究——基于对广东省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分析

随着城镇经济发展对医疗保障作为城镇公共物品依赖程度的逐渐增强,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科学地提供城镇公共物品是决策层必须考虑的政策难题之一。文章以广东省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供给模式为例,通过对城镇医疗保障作为公共物品属性的解析、供给现状与问题的点评以及深圳市的经验总结,着重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制的政策建议,为全国各地医疗制度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分析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农村生产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改革原有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依靠乡镇和农民自身为主向以乡镇、国家和农民并重的政策过渡,让农民享受到国民待遇。

国外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商业参与——兼论公共物品供给

本文从国际经验借鉴的角度,根据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商业参与程度,选取了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三个国家,对其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特点和商业参与方式进行了阐述和总结。商业参与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政府与市场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需要处理好政府部门与商保机构的衔接和职能分工,以提高基金运行效率、并维护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健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探讨

从农民需求表达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农民需求表达与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内在联系,说明了建立健全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在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农民、农民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剖析了当前我国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健全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集团的规模,即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更为有效。但是奥尔森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与此相反的事实:现实中很多大集团中的成员很乐于供给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团中的成员却怠于供给公共物品。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人即使处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也不同。奥尔森说大集团与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界限却不明确。因此,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成员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存在缺陷。成员对集团的身份认同才是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大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很高的身份认同,他会积极供给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较低的身份认同,他也会怠于供给公共物品。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必须克服法律环境的困惑、合作机制的缺陷、以及自身因素不足等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密切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案等路径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般由村委会提供,因供给严重不足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仅发挥了部分作用。以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从信息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探讨了不同类型合作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全面健康发展。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及校正——“退出-意愿表达”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与农村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推动农村发展。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矛盾表现为供给数量与结构的失衡,而形成失衡的原因在于缺乏退出机制及意愿表达机制。通过拓展退出和意愿表达途径,可以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同时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区域间公共物品供给差距和地方政府能力分析

一、我国三大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分析 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良好的公共物品。本文将全国内陆（不合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有8个，分别是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在此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对我国三大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基于PPP模式的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探析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简称PPP,是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建立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与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相比,PPP模式可以将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优势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存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落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供给主体的供给范围划分不清,资金供给不足、供需不配,供给产品质量低劣;第三方监督机制缺失等。将PPP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必须打破思想禁锢,合理界定政府供给职责,加强私人部门参与力度;创新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拓宽融资渠道。

多元视角下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路径选择

由于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外溢性经济效果的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改善我国的农村环境，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找到并切实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在其中,地方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供给机制应该体现怎样的价值,供给体系应该呈现怎样的结构,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