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代写,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

从历史中理解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评《公共行政学史》

理解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是走出零散和矛盾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丛林的基本途径。《公共行政学史》对学科历史的梳理表明,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是理解、反思与批判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通过科学化、技术化和法律程序化的设计,实现现代政治意志。基于理性人动员的民主政治与广泛存在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是其产生的背景和基本逻辑。公共行政学对其总体性的偏离是其面临"身份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构政府理论是在当代找回公共行政学总体性的重要切入点,而这也意味着公共行政学更美好的未来。

行政伦理决策的三重维度:内涵、取向与过程

行政伦理决策是行政决策主体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基于行政伦理价值自觉进行方案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决策主体意识到自己是在特定伦理框架内进行决策,当前的决策问题并非与伦理无涉。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功利主义,新公共行政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义务论,而新公共服务则着眼于美德伦理学。单独秉持结果论、义务论以及坚持美德伦理学并不能确保带来负责任的行政行为。学者们试图通过伦理决策模型实现价值取向的均衡。基于公共性承诺,公共行政学首先应该确立起行政伦理决策的规范性模型。通过借鉴登哈特夫妇的规范性模型,指出其不足并加以校正,一个更加完善的行政伦理决策模型得以初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