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议程设置的适应性转换何以实现?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逐渐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议程设置的动态转换机制研究成为焦点。通过“二阶多源流框架”对公共议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生活与治理高度互嵌的基层场景中,公共议程设置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经由二阶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以一阶议程的推进基础及其经验教训为逻辑起点,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发挥、社会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验共识的拓展迁移为前置要素,通过信任、学习与网络发展等关键机制,进而实现深层交汇的成熟“三流”。社区商居冲突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验证基层公共议程设置适应性转换的实现逻辑,进一步探讨公共议程设置转换的逻辑框架,提炼“中国之治”思路创新和环节优化之策。

公共议程设置中微博舆情互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公共领域,微博等新媒体形成的全新网络结构会重塑网络中各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改变着政治生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公共议程设置正在经历从自上而下、单向性的传统模式向自下而上、交互性的新模式转型,微博舆情互动对公共议程的作用比传统模式更大。在"穹顶之下"事件微博舆情互动网络中,媒体类和明星名人类微博是舆情网络互动中的关键核心节点。传播的舆情信息来源较广,舆情传播能力较强,可见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更易引爆公共议程讨论。深入研究涉及公共议程事件微博舆情互动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进一步保障政府决策的专业性和参与的广泛性,进而有效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从“方韩”大战看记者微博议程与公共议程关系

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几乎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编辑、浏览和转发身边的每一件奇闻异事。微博铸就了不少"草根记者",同时还颠覆着当下社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至今为止也造就了不少公共事件。由微博时代带来的"大众传播"模式的舆论缺陷也亟需各界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本课题的研究主要从记者微博如何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为切入点,结合公众议程的相关理论,力求从传播学的角度为当下由微博引起的公众舆论失控状况做出正确的导向性启示。

浅析上海控烟政策的公共议程模式设置

自2003年我国签署《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生效以来,上海在全国的背景下,2009年拟定、出台了 《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草案）;2016年拟定《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 草案）》.政策的出台不仅要 结合国际背景、时代背景,综合当地特点,考虑执行可能,更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智囊团、民 间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作用发挥过程中,也着力于不同的议程模式.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互联网治理的公共议程与行动框架

互联网是科技革命和知识创新的智慧结晶,是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链接平台,也是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利器。互联网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公共领域,它以无障碍书写、零壁垒交流和跨边界应用诠释着网络社区的后现代话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网络数据、网络营销、网络协商、网络安全、网民心理、数字社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成为了互联网治理的高频词汇和焦点议程。与此同时,网络环境的法治化、网络管理的科学化、网络空间的规范化以及网民行为的理性化构成了互联网有效治理的可靠保障,互联网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成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

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问题,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对当代西方有关隐蔽议程的理论研究、社会实践的阐述和剖析,肯定了隐蔽议程问题的真实性,并指出其危害。同时认为,把这一学术范畴引入中国,对于反思和改进中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也有所裨益。

互联网治理的公共议程与行动框架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互联网解构并建构着现实生活世界,它推动着传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时亦带来了现代公共治理的诸多困境。毫无疑问,互联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必由之路。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论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议程犹如一支"漏斗",经它所过滤的政策问题才能进入政策决策的轨道,公共政策的"公共"规定性又表明政策议程的"过滤"根本不同于私人问题的解决,它不应为哪一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所操控,任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受政策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引入有助于维护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公共性、合法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公共政策议程建构中的"隐蔽"、"垄断"和"不决策"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网络话语影响下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研究——基于扩散议题战略模型的分析

作为政策过程逻辑起点的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是指政府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优先选择一部分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选定公共政策议题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判定,是对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它不仅影响公共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也制约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公民网络话语表达对政策议程建构和政策议题形成的影响逐渐增强。在政策议题选定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扩散议题战略模型,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梳理,透视网络媒体对我国公共政策议题扩散的战略布局,总结网络话语表达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过程和特点,对于提高公共决策效率、提升政府公信力、推进我国行政决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政策议程的协同回应模式——以温州金融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议程为例

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运行的首要环节,在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发挥着筛选、启动和导向等功能。由于公共政策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协同回应模式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重要模式。协同回应模式是多元互动、整体协同和有效回应的统一。它实现了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的统一、社会议程和政府议程的统一、政策工具和政策价值的统一。它也带来滞后效应、碎片效应和屏蔽效应等负效应。为了弱化其负效应。必须把滞后的回应性议程、超前的规划性议程和长远的制度性议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制度视角的公共政策议程

公共政策议程本质上是政策问题确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分为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两种基本类型。由于压力型科层制的政策组织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的影响，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内在推动特征。

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前期的内幕揭示——评金登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是美国久负盛誉的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教授关于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部力著[1].作者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方法,全景地描绘了美国公共决策前期政策议程和备选方案的演进过程,系统的剖析了“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备选方案是怎样产生的、政府议程是如何建立的”等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核心课题,从而深刻地总结了美国公共政策议程形成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规律,为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和路径指引.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是对公共政策议程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金登指出,政策制定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这三种溪流共同影响了公共政策议程,且当三种溪流相结合时会打开政策之窗,进而迎来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引入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三种政策溪流及政策之窗,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的关注,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推动新的公共政策出台。

公共政策议程的成本分析

建立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始阶段,公共政策议程决定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并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质量。本文从成本角度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指出公共政策议程有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依此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不同类型的成本原因。在公共政策议程中由于成本的存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内在推动特征。

浅析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凸显，并已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一条新途径。那么网络舆论是如何影响公共议程的设置的？政府如何积极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民间组织参与现状、困境及提升路径探讨

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政策议程设置能够促进政策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民间组织作为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发声器,可以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设置,成为政策相关者表达政策诉求的重要渠道。我国民间组织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面临制度制约、信任困境和生存困境。为此,需要从制度建设、环境建设、自身建设等方面出发,以发挥民间组织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当前,一些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未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民主性,其建构过程仍存在诸如封闭性政策建构议程、重要行为体的政策垄断和前政策议程中的不决策等阻碍因素。将协商民主视作一种决策体制,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所要求的公共性和民主性等理论和现实追求是内在契合的,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