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事件公共转型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大量原本应该被纳入政府管理过程的社会事件转型升级为公共事件的现象,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李刚门事件"、"王鹏事件"和"钱云会事件"三个典型案例的研究,分析了社会事件公共转型的原因和社会事件公共转型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并提出了化解此类事件的对策。

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结构优化策略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选择,而是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技术更新,更是一场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要实现完美转型需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考虑和实施。技术性执行、企业组织、法律法规及数据汇总等方面,都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只有全面优化这些方面,公共服务才能真正完成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

新时代基于公共图书馆转型背景下文创产品开发模式探究——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

新时代随着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发展日益深化以及各项政策对文化文物单位发展文创的大力扶持,诸多文博机构开始以文创开发作为促进转型发展的手段之一。本文从公共图书馆的角度阐述文创产品开发对公共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从满足读者需求深度融合馆藏资源与文化创意、创新工作机制培养文创开发专业人才、注重产权保护坚持文创的可持续性开发三个方面探讨公共图书馆转型背景下文创产品开发的新模式。

新型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基于公共支出转型视角

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所在。本文尝试从公共支出的视角,通过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我国公共支出转型程度对于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程度的影响,并利用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公共支出转型对于缓解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促进其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因此,想要协调城镇化进程,必须加大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比。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的现代转型——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在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既是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变化的环境背景,也是其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前,在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合的背景下,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是国家主导,这种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正在由国家主导转向为国家为主导且国家与社会有限互动的模式。这一具有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转型,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互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更加得到重视和彰显。而受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这一转型还有着渐进性、局部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其意义有一定限度。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现代转型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社会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使其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论新常态下城市低碳发展与公共治理转型

城市低碳发展是一种新常态,需要加强城市公共治理的理念、模式、主体、功能等全面转型。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深刻审视,城市发展存在高碳的发展理念、粗放的治理模式、单一的治理主体和有限的治理功能等困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加快城市低碳发展的公共治理转型,应以建设低碳城市践行中国梦为方向,树立创新、协调、共享、绿色、开放的公共治理理念;以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为要求,构建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的公共治理模式;以城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为原则,完善多元参与、利益均衡表达的公共治理体系;以创新生态文明制度为保障,完善和优化城市低碳发展的政府善治功能。

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的发展与公共信息治理转型

在Web2.0时代,社会化网络(SNS)和自媒体等新传播形式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体系发生较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真分析我国政务新媒体的特征与价值,提高其舆论调控、信息传播与社会公共管理能力,是当前社会公共治理研究与社会组织共同面临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和挑战。目前,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是各级党政组织利用新媒体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公共信息治理的转型;同时,各级政务新媒体应用应该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优化自身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共信息治理的能力。

公共政策转型的制度设计:从权威推动型到公共参与型

我国传统的权威推动型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因为政策制定者所掌握的信息不全面而影响其合理性,少数团体或政策制定者还可能在其所起草的公共政策中夹带着私心私利,公众也会因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零参与而缺乏了解而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现代信息社会公共政策从权威推动型转向公共参与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既要不断拓宽公共参与的渠道,保证利益相关公众尽可能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来;又要继续充分发挥权威部门的主导作用,在公共参与和权威推动之间寻找平衡。

公共图书馆转型背景下的噪音问题——基于微博的调查

文章以用户在微博上发表的对公共图书馆噪音的看法为数据来源,使用内容分析和情感分析方法研究用户对噪音的认知,分析噪音的来源。研究发现:用户对公共图书馆的噪音问题表示关注和不满;大城市公共图书馆被用户提及最多;用户认为安静才是公共图书馆的应有之义;在用户认为的噪音来源中,用户因素远高于其他因素,最主要的噪音源是少年儿童吵闹。对策包括:转变用户对公共图书馆严肃安静的刻板印象;依据用户需求合理规划空间;改进馆内管理工作。

收入分配调整、公共支出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要求长效化扩大居民消费,以优化经济增长的驱动结构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政策取向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的能力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也应推进公共支出转型,提升居民消费的意愿,进而使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确保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和推动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的三个关键问题

2022年全球公共品体系面临再次转型,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剧增但全球公共品供给体系反而运转失灵,全球发展进程也出现倒退。通过全球、区域、国家多个层次之间反复博弈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动实践,能更好地实现局部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进而破解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期的僵局。从理论上看,全球新社群主义强调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为处理国家和全球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灵感,反映了全球公共品体系的多中心趋势。近十年来,中国作为创新者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和治理的姿态更加积极,但中国创新的全球公共品体系与原有的全球公共品体系在理念、实践和机制化三个层面存在一定张力,面临理念、实践方案及机制设置等层面的挑战。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协整分析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算内公共服务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预算内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反向变动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长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危机管理与中国公共治理转型——由SARS险局引发的思考

萨斯危机目前已开始缓解，为应对未来新的危机及其扩大化，我国应建立现代危机管理的四大变革机制：居安思危，信息公开，群防群治，依法行政，并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安全观的转型，在有限政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治理的转型。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创新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传统公共图书馆的运行和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转型和创新是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分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的具体路径。

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兼论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公共化转型的模式安排

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趋势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共化。要建立超越企业自身体系的"大政工"体系,以整合社会资源、规约企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强化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公共化转型的模式安排主要通过完善工作体系、落实保障措施、强化公共性平台来进行,以实现公共资源的利用与再造。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的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3)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4)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负相关。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理论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为市民社会理论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所设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一些理论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不能适应公共领域的多元化的现状;为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等。

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自刊出至今引起广泛争议,包括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和非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都参与到讨论之中,德国特里尔大学Andreas Gestrich在总结各种争端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哈氏的理论展开批判,并以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作为可替代方案整合各种哈氏理论中存在的困难,这一替代方案在解释公共领域时也存在深刻的问题,因此运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对Andreas Gestrich的观点加以批判和建构是必要的。

把媒体打造成公共话语平台——解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传播学

于尔根·哈贝马斯是享誉当今世界的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当时该书的出版如同石沉大海，波澜不惊，丝毫都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让哈氏本人都感到吃惊的是，该书竟然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认识对象，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被奉为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圭臬之一。那么，公共领域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哈氏在此基础上是如何认识媒介的？公共领域的转型与媒介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弄清这些问题，无疑对于认识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媒介有着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