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公共风险与经济中长期发展——分析框架、影响机制及政策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风险的衍化:由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向预期转弱、社会供需形成负反馈机制衍化;由就业岗位不足向工资风险溢价上升衍化;由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向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风险效能不足衍化。中国也不例外。所有的公共风险最终会转化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成本,影响企业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尤其会导致风险折现率提高、要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公共风险治理,避免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可能引发的经济长期衰退。基于对公共风险持续扩散的内在根源的剖析,本文提出当前应妥善处理六大关系,即发展与安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多元目标与政策协同,经济调控与经济治理,地方政府能力与事权、财权、财力匹配,从而实现对公共风险的有效对冲。

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以实质法治为视角

新冠疫情期间,各种相关谣言不断出现。实际上,这类公共风险谣言反映的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但从倒逼真相与公民监督的角度看,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利益间又存在某种竞合。以一种权利本位思维出发,实质法治要求的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既合法又合理,而“前见理论”要求的政府公信力也需要公权力部门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谣言治理。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偏向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共秩序做更多的限制性解释。在此,政府可以从两个路径对公共风险谣言进行治理:一是以事后治理方式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二是基于人民主权及其衍生的公民知情权加大政府的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

近20年来我国公共风险研究的特点、趋势与展望

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关键内容。回顾我国公共风险研究特点、趋势及展望,不仅对于廓清学界概念、厘清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还对当下防范并化解公共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1999—2022年知网收录文献为样本,通过文献计量学软件对我国公共风险研究的热点、变迁与趋势展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公共风险的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具有较高的关联度。现阶段我国公共风险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收入分配调节、资源环境压力、制度构建等方面。在未来,可以从化解公共风险主体、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欧洲大陆学派的公共风险财政思想

欧洲大陆学派的财政思想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风险元素,并有着不同于英美财政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研究体系。本文从公共风险视角概述了德国旧历史学派、德国新历史学派和欧洲财政社会学中代表性或奠基性人物的公共风险财政思想,以期能发掘出对我国财政理论构建有益的思想元素和方法论启示。

公共风险的经济法规制——一个初步论纲

公共风险是指由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产生,并对不特定群体造成大规模持续性负面影响的损害可能性。不同历史时期公共风险的呈现样态和结构重心均有所不同,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可以将后工业社会的公共风险划分为技术诱发型风险与决策诱发型风险、市场原生性风险和制度衍生性风险以及经济性风险和社会性风险等具体类型,其法律挑战在于个体主义权利保护范式的规制失灵、信息不充分加剧了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性公共风险增加了风险治理难度。经济法重在规制市场主体和政府主体的公共性经济危害行为,防范化解影响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公共风险。明晰经济性公共风险生成机理与传导机制,可以从价值论、规范论和运行论层面初步构建经济法的规制路径。

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

公共风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来防范和化解,而应急管理则是其中的一个现实手段。财政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财力保障,因而财政应急管理机制当然是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财政应急管理机制还存在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政策运行机制不顺畅、事权划分机制不明晰、监督评价机制不成熟等问题。基于此,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须将公共风险作为一条主线来贯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财政应急管理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优化财政应急管理资金管理机制,完善财政应急管理政策运行机制,加强财政应急管理事权划分机制,强化财政应急管理监督评价机制。

脆性升级与韧性强化:后疫情时期公共风险治理的困境与优化途径

公共风险治理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前端,是提升国家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完善国家公共安全体系的关键途径。后疫情时期公共风险治理的国际环境异化,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对国内环境形成干扰,加之公共风险的串联性与系统性增强导致有效治理紧迫性提升,倒逼公共风险治理体系重塑,治理的有效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得公共风险治理面临深度不确定性。而国际社会资本的衰落、治理赤字压力的增加、治理协同难度的提升以及更加繁重的再治理任务不断加码,使得公共风险的致灾因素累积,承灾体的抗灾能力退化。为应对系统脆性的增加,须通过进一步放大政策工具的杠杆作用,重构政府治理职能与权力边界,把控技术工具嵌入治理体系的深度与合法性,建立和完善公共风险“分级诊疗”机制等来强化系统的韧性。

财政政策如何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对多种风险和多元目标,财政政策制定中的风险权衡意蕴更加明显。本文从公共风险的视角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审视,认为财政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在于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对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赤字率是这种风险权衡的重要体现;财政收支政策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类公共风险的综合权衡,政策重点一般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公共风险。基于这种新认识,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在从“需求管理”向“风险权衡”逻辑转变,特别是2020年以来,财政政策权衡风险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综合化的特征,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更加关注工具组合的优化以及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以组合优化和政策协同推动公共风险水平持续收敛。

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服务理论创新:基于“公共风险”假设的再讨论

传统“财富分配”逻辑与后现代化“风险分配”逻辑互嵌并存背景下,我国公共服务的理论研究面临着研究范式的困境。传统“经济人”或“公共人”假设下的理论研究,不仅不能充分解释公共服务的底层逻辑,也不能有效指导公共服务的实践,更难以适应转型时期风险与后现代化风险叠加、互嵌的经济社会现实。基于“公共风险”的前提假设,可以为公共服务的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具有重塑公共价值理念、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廓清公共服务供给边界等多维价值。

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基于公共风险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又于2022年10月首次提出“两个规范”,旨在落实分配制度与分配预期。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文章以问题或风险为导向,在构建的“问题—目标—工具”逻辑框架中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关系,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具有内生的、历史的和风险的多重逻辑关系;具有理论上内生嵌入性、对象上指向同一性、实践上“两手”协同性、风险上角色互换性等四个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或能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思考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论衡量制约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以32起公共事件为分析样本

现行公共风险监督法制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亟需信任导向的制度重构。科学回答衡量制约公众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的问题,是解决如何基于信任来设计或完善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前提。运用实证调查方法,通过对近年来被权威媒体深度报道和公众广泛参与的32起"公共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衡量制约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是:公平、胜任、效率和问责的可得性。这一研究结论不仅超越了国内外管理学等其他非法学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为我国基于信任来改革公共风险监管法制提供了事实基础。

公共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政策与改革协同

在风险社会阶段,公共政策和改革是政府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两种基本的手段。公共政策是公共风险的权威性分配,与市场相比较,它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资源和意识形态优势,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方面具有规模效应,但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因法制障碍、体制障碍及公共权力滥用而造成的公共风险。改革是对公共风险的权威性再分配,是应对公共政策失灵的一项救济手段。为避免因改革而造成公共风险的瞬间放大和有效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必须坚持政策与改革协同:确立公共风险导向的政策观,注重常态条件下公共政策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基础性作用;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确保公共风险的合理释放与公平化解;建立学习型政策扩散机制,降低改革风险,促成改革目标的实现。政策与改革协同,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防范经济下滑风险的根本举措。

公共风险、社会风险与公共部门风险管理——基于国内外文献挖掘的理论思考

公共部门的风险管理,其管理对象究竟是公共部门自身的履职风险,还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风险与社会风险,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不同的管理对象,必然通向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模式。通过考察国内外政府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的诸多实践,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对公共部门风险管理理论体系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意图探索公共部门风险管理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公共风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增收

本文在研究“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 ,政府的公共支出是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这一假设的基础上 ,认为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必然要求 ,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是解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因此 ,有必要加快建立至上而下有效的防范农村公共风险的体系 。

政府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整合框架构建

随着我们的社会由传统的“常态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政府公共风险管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国现阶段政府公共风险管理体系中存在理念、制度、组织、技术以及资源五个方面的问题,基于政府公共风险管理整合机制的协同化、系统化、全面化特征,必须建立一个涵盖风险管理全过程、全要素、全员、全球化以及政府内部五个方面的整合框架。

论我国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信任危机——以过程论为分析视角

以衡量针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的四个具体变量——公平、胜任、效率和问责的可得性——为参照系,以过程论为分析视角,可以发现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六个环节——公共风险议题之形成、公共风险监测、公共风险评估、公共风险交流、公共风险标准制定和公共风险管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特别在公平、胜任和问责的可得性纬度上,信任危机尤为突出。

论信任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构成性意涵

从定义而言,"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信任"是一种集体认知,即虽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制定或实施的用以预防、控制、缓解或消除公共风险的各类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可能存在无效、低效,但公众却仍然相信这些制度和措施能够保障其健康、环境、福利和经济等方面的安全,它是基于制度导向的信任。而信任对于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构成性意涵则是:它是降低公共风险行政执法成本的润滑剂;它能够减轻公众对公共风险决策的交易成本;它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声誉来体现。它通过相应评价和承认机制来实现。

公用事业市场化政策潜在的公共风险及其控制

公用事业是属于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或作用发挥不好的“市场失灵”领域。因此 ,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逻辑与公用事业的“公用”属性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性使公用事业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性风险。基于公用事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些潜在公共风险的后果将可能十分严重。防范和控制这些公共风险 ,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策理念 ,将公共利益放在改革目标的首位 ,确保消费者作为公民在新模式中的参与权 ,同时要推进公用事业改革的法治化与公开化 ,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

公共风险、财政补贴与战略资源企业高质量发展

贸易战暴露出行业公共风险积聚成为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隐患。新形势下以防范行业公共风险为政府财政补贴逻辑出发点,探究政府补贴对战略资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非线性影响,为风险消解诉求下创新补贴政策的优化提供依据。在财政补贴影响企业TFP机理基础上选取沪深两市战略资源的稀土上市公司2010—2020年面板数据,以门槛模型分析检验政府补贴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系统研究发现,基于风险消解提升创新的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实施下,稀土企业TFP表现为非线性变化,且进一步探究发现补贴政策具有双门槛作用差异,补贴强度处于[0.06%,0.11%]区间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大于0.11%时补贴显示出负向抑制作用。以公共风险下企业TFP的提升为导向,对补贴区间、补贴控制机制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战略资源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