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秦汉官僚体系中除了禄秩系统以外,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统。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从先秦的"卿大夫士"系统发展演变而来,是决定秦汉时期官僚政治、社会格局的基准系统。西汉数次对官秩系统的改革皆因此而起,其背后则贯穿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理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

新莽“士”職官與公卿大夫士系統的演進

“士”職官是新莽公卿大夫士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莽時期的“士”職官為中央行政官與軍職的屬吏,以中央行政官屬吏為主。目前所見中央行政官屬“士”官印可劃分為三套,其中兩套印主的長官涉及多類中央行政官,表明新莽中央行政官屬“士”制度有統一而細密的規劃。新莽公卿大夫士制度對“士”的應用一是用作官名,一是指稱“位一秩”。前者是新莽順承西漢以“士”指稱公府屬吏的傳統,并將範圍擴展至絶大多數中央行政官屬吏而來;後者則是新莽縱向擴展西漢對應秩級的“公卿大夫”的産物。

论周宣王时期王朝礼乐的畸变——以《诗经》“公卿赞歌”为中心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豪族大臣势力蹿升,号称"中兴"的周宣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多有赖于公卿大臣。宣王时期的"公卿赞歌"正是这一政治生态下的诗乐制作,但它与盛周时的"仪式乐歌"已大异其趣,象征着西周王朝礼乐的畸变,主要体现在:"公卿赞歌"以赞述公卿个人功绩、家族历史为主,具有鲜明的私人属性;在诗歌内容和体式上,"公卿赞歌"与册命金文多有重合,带有强烈的纪功目的和夸耀色彩;"公卿赞歌"的歌唱属性变得薄弱,有可能只在家族内部的祭祀或宴饮典礼上用来赋诵,且不轻易示于外人,更不可被他人效仿或冒用,不再如盛周时"仪式乐歌"一样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公卿赞歌"的这些特征,与西周后期"变雅"所代表的诗乐发展趋势相一致,共同反映了宗周礼乐崩坏的局面。

汉唐中央决策制度的演进及其特点

决策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一定的决策制度是一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又能动地影响、制约着一定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向及其性质。由统治集团中的哪些成员进行和参与决策，决策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如何，决策中的制约机制如何，决策的执行及其与行政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活动的总...

北朝诸卿制度的变迁研究

始于秦汉的三公九卿中央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弊端,汉晋时存在着立、改、废的争辩。北朝时期,诸卿的职司机构在经历种种选择和扬弃后,被赋予新的制度内涵,为隋唐尚书寺监运行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北朝诸卿制度的变化已呈现出尚书和诸卿分工配合、相互对口、相互承接的体制特征,具体又有四个特点:国家政务机构与宫廷事务机构逐步分离;军事色彩从普通行政机构中剥落;生产领域的农、牧、手工业管理职司更加分明;诸卿之间一般庶务职司不断细化。影响北朝卿制与尚书等其他制度得以理顺和卿制逐步细化定型的,有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制度的需求、制度变迁和理顺成本、新型制度的效能等具体因素。经过改造后的北朝卿寺制度,比起南朝,更体现了制度的进步和效率。

卜辞所见商代社会史料

儒家称夏商周为“家天下”,卜辞中有“王家”、“旧新家”,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卜辞中有“家卢子”即礼书中的“别子”;家长称“丁人”。商代有长幼之分,卜辞中有“长子”。公卿称为“大左”、“大右”。卜辞中有“作庸”,“庸”指附庸。商代的“鄙”位于边陲,良田称“畴”,施行井田制。居民定居区域称“奠”,相当于后世的“亭”。商王曾考虑迁居“唐土”,“唐”是夏代旧地。

西周官爵初探

西周官爵实际上是为其复杂的行政官僚体系所制定的礼仪等级规范,这在讲究尊卑高下秩序的周朝是十分重要的。文章对整个西周官爵体系作了一个粗略的梳理,并分析了在西周王室和诸侯两级官爵体制中官员流动对其命服的影响。此外,就官爵与封爵之间发生的一些平行交叉的状况进行了分缕,解释了有关"上公九命曰伯"、"五侯九伯"、"伯""牧"等学界长期纷争的问题。

汉宣帝吏治建设小考

汉宣帝是汉武帝曾孙,自幼长在民间,对吏治得失有直观感受。他亲政后励精图治,非常重视吏治建设,以褒扬吏治为初衷,大幅提高基层官吏俸禄,建立了一套相对灵活完善的奖惩制度。在他和众多官吏的努力下,汉朝因而中兴,这些举措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尚书职权试说

关于东汉尚书的职权,笼统地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谁都知道,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见任,重于三公”。不过,倘若仔细考察,也很容易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从众说纷纭的有关史料中理出一个明晰而又符合实际的头绪来。换言之,也就是确定东汉尚书职权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再是如何估价这些职权。其中既包括对尚书职权性质的认识,也包含对尚书本身地位的理解。

从长安到许都——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架构、决策过程与历史命运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王允与吕布联合诛杀董卓,引发关中政局动荡。在吕布出奔、王允被杀后,献帝朝廷丧失了武装力量,也失去了主持朝局的官僚领袖。献帝、侍臣与诸公卿元老,成为朝廷政治架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献帝朝廷从长安东归洛阳,正是朝廷面对时局,与李傕、郭汜、杨奉等军阀势力周旋、妥协的结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献帝、侍臣与诸公卿元老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曹操迎奉献帝后,为掌控朝局,也通过人事调动和制度安排,对朝廷内部的政治架构进行了重组。

近代日本华族制度的确立

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任务本应是废除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但是倒幕运动是由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联合发动的,他们后来成为明治政权的核心。在贵族传统久远,身份意识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对贵族的剥夺,并废弃封建身份制度,只是对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就是,以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样的新"四民"身份取代了旧有的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制度,其中仅次于皇族的华族就是把前近代的贵族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存在的新贵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