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国籍制度的改革——以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为视角

积极摸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重点。负面清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完善的外商认定标准。这实际上就是公司国籍制度。目前,我国公司国籍制度总体上采取绝对的成立地标准。这既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也不能满足的现实需求,尤其是无法帮助《负面清单》有效预防和制止外国的规避和渗透行为。因此,全国人大可以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授权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公司法》第192条。上海自贸区可以在此基础上摸索和积累对传统标准进行改良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将该经验应用于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条约的调整中,并循序渐进地建立"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国籍制度。

公司国籍判断标准之评析——兼论我国公司国籍判断标准的完善

公司国籍判断标准是公司国籍确定的重要内容。公司国籍判断标准有准据法主义、住所地主义、控制主义和复合标准主义四种。我国现行公司国籍判断标准为准据法主义,这种单一的公司国籍判断标准导致大量的“假外国公司”出现。考虑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宜采取准据法为主,住所地和控制主义为辅的复合标准主义。

复合标准应成为我国国际板拟上市公司国籍界定的基本准则

复合标准应成为我国国际板拟上市公司国籍界定的基本准则,这是因为从学理上看,复合标准代表了公司国籍界定的发展趋势;从立法上看,复合标准代表了公司国籍界定的国际主流方向。采用复合标准界定公司国籍,不但有利于实现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层的政策导向,而且有助于我国国际板市场建设平稳起步。我国应该确立以公司登记注册地为基础的复合标准。

论公司国籍认定的外国控制标准--以《华盛顿公约》第25条(2)(b)为切入点

在以公司为申请人的国际投资争端中,ICSID仲裁庭首先要认定公司的国籍以确立其属人管辖权。除了传统的成立地标准和住所地标准外,《华盛顿公约》第25条(2)(b)后半部分还构造了公司虚拟国籍:如果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客观上受外国控制,且主观上争端双方同意为了公约之目的而将其视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则东道国实体可以启动针对东道国的ICSID仲裁程序。然而,对于如何认定外国控制、外国控制者、同意形式和效力等关键问题,《公约》本身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适用外国控制标准过程中,仲裁庭对上述问题也存在一定分歧。随着我国涉诉案件不断增加,明确《公约》文本含义,分析仲裁庭外国控制标准的适用路径,对我国应对投资仲裁中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公司国籍认定标准的制度演进与中国的法律调适

公司国籍认定的成立地标准、住所地标准、实际联系标准和实际控制标准共存,使公司国籍认定标准在国内法中呈现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多元复合化发展、在投资条约中则有向实际联系标准和实际控制标准倾斜之势。虽然我国投资条约中的公司国籍认定标准有多元化发展的倾向,但是我国国内法仍坚持单一的成立地标准。国内法与投资条约关于公司国籍认定标准的分化脱节对我国外资审查、保护海外投资利益和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形成掣肘。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和风险加剧,我国应通过国内公司法的修订完善公司国籍认定标准体系的架构,并在投资条约中重视实际联系标准和实际控制标准,实现国内公司法与投资条约的公司国籍认定标准体系的协调共进,以扩大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范围。

ICSID的公司国籍判例冲突及国际投资实践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投资的最终实质性的法律保护将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实践中,ICSID对跨境输出的资本保护力度最高,但在投资争议中涉及的"公司国籍"认定问题由于不同法学理论,导致了大量相互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判决案例。本文从外国投资者的范围与定义、公司投资者国籍认定的复杂性、双边条约签约双方的约定内容、刺破公司面纱原则的应用、条约利益的否定,以及诚信原则为出发点,整理归纳出一些原则,为实践者提供国际投资架构的设计基础,以便于投资者最终获得ICSID的司法管辖权,并获得ICSID的法律保护。

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国籍问题研究

虽然面临着波折和挑战,但总体来说,全球化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深化。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入世贸组织等“走出去”战略的推行,促使着更多的国民、资本和企业走向海外寻求新的机遇。然而,挑战总是与机遇并行:一方面,在海外谋求发展的自然人和法人可能面临着东道国形形色色的不法侵害,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譬如此前的华为孟晚舟事件。另一方面,日趋火热的对外交往也对国内立法提出了高要求。立足于外交保护制度,本文在阐述这一国际公法领域内重要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该制度中的国籍问题。第一章概述外交保护制度的概念、性质、适用条件等;第二章剖析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国籍问题;第三章针对我国外交保护制度中国籍问题的现状及完善途径。

全球性公司在崛起

当前国际经济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当西方工业国家不断发生贸易摩擦时,这些国家互相竞争的制造业公司却有日益联合的趋势。一批跨越国界的、不同于六十年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公司正在兴起。不久前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把这种巨型公司称为“无国籍公司”。据专家们预测,它将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全球性公司在崛起

当前国际经济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当西方工业国家不断发生贸易磨擦时,这些国家互相竞争的制造业公司却有日益联合的趋势。一批跨越国界的、不同于60年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公司正在兴起。不久前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把这种巨型公司称为“无国籍公司”。据专家们的预测,它将是跨入21世纪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多国合营企业纷纷出现过去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业一向是死对头,现在他们却紧密合作,共同在全球各地设厂,合作生产,已经很难找出一辆完全由美国或完全由日本生产的汽车厂。

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全球性公司在崛起

当前国际经济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当西方工业国家不断发生贸易磨擦时,这些国家互相竞争的制造业公司却有日益联合的趋势。一批跨越国界的、不同于六十年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公司正在兴起。不久前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把这种巨型公司称为“无国籍公司”。据专家们的预测,它将是跨入二十一世纪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国际投资领域法人外交保护的特别问题

在国际投资领域,由于法人国籍国和法人的股东国籍国往往不是同一个国家,因此,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一般来说更为复杂。考虑到外交保护中公司国籍的确定标准和公司的持续国籍等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对股东的保护主要由公司国籍国行使,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由股东国籍国行使。

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中国构建:域外经验与本土构造

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正式生效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模式。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重在备案管理,适用对象是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有效建立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落实对外国投资者备案管理,进行事中和事后法律监管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在现有中国对外国公司认定的成立地国标准基础上,综合考查外国公司与中国之间的真实联系,作为认定虚假外国公司的标准。基于彰显保障投资自由和公司设立自由的考量,应该承认虚假外国公司的法人主体地位。在对外国投资者实施备案管理中,落实公司登记、代表人的指定和重大信息披露是虚假外国公司准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虚假外国公司内部事务规范中本地公司法律的适用应限定在维护本国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与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

无国籍公司的幻觉 国家无能论的神话

跨国公司当前的趋势是巨型化,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跨国公司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是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幻觉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其国家性,全球化和巨型化的跨国公司与其母国政府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跨国公司在对宿主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可能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使后者的国家监管效能趋于弱化。

跨国证券若干典型案例评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利用证券方式引进外资已经被广泛运用。从1982年1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以来,我国已经发行了大量的国际债券。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已经引起境外投资的极大兴趣,初级市场上的B股供不应求。而日前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地在瑞士发行可转让债券,将债券与股票的运行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发行跨国债券,说明我国的国际证券发行工作已经跃了一个新的台阶,运用证券方式集资的国际化程度正在日益提高,与国际证券发行惯例和实践的接轨正在加速实现。

生产国际化的发展与“无国籍公司”的出现

“无国籍公司”是生产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文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特点入手,论证了“无国籍公司”产生的经济条件和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国籍公司”的出现可能带来的几个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全球性公司在崛起

当前国际经济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当西方工业国家不断发生贸易磨擦时,这些国家互相竞争的制造业公司却有日益联合的趋势。一批跨越国界的、不同于六十年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公司正在兴起。不久前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把这种巨型公司称为"无国籍公司"。据专家们的预测,它将是跨入二十一世纪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国际投资习惯规则发展状况分析——以双边投资条约为考察对象

长期以来,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习惯规则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因此,投资条约便成为主要的规范工具,这也为近年来双边投资条约的大幅度增加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环境。根据目前投资条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双边投资条约的快速增加以及其所呈现出的一致性,本文将选择投资条约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条款来考察国际投资领域习惯规则的发展状况,以论证虽然目前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实践尚存若干差异和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形成国家间反复、划一的实践和法律确信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认为投资条约中的若干条款已经成为了习惯规则,有的条款可能正在形成习惯规则,有的条款则具备了习惯规则的某些特征,正朝着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方向发展。

跨境航空投资壁垒的变相规避及适用边界——以国际航线联营为例

跨境航空投资除适用传统双边投资协定,尚需适用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和各国对应的国内法。航空公司国籍条款,又称实质所有权和有效控制权规则,构成跨境航空投资的最大行业壁垒。航空公司以跨境运输服务贸易为切入手段和结果,导入高层级的合作模式国际航线联营制度,达致"准并购"效应,变相规避并成功突破航空公司国籍条款。国际航线联营经由反垄断实践和天空开放政策推行已获取合法地位,是现行最为火热的商业合作模式。国际航线联营异于传统并购,但仍可能面临并购控制规则的调整。在联营与并购并举、广义并购释义和全功能型联营等情形下均可能适用并购规则。适用航空公司国籍条款亦在中国盛行,中国籍航空公司已尝试国际航线联营,后续应合理有序拓展推进,调整和完善竞争法律体系。

推广负面清单模式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一是负面清单模式主要承担参与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历史使命,但需要国内相应改革铺路。负面清单模式在改革上的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投资管理经验,贯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投资管理理念。但负面清单模式目前作为我国自主开放举措,没有具国际法效力的协定约束,不应单方面在投资领域大幅扩大对外资开放度,而应着眼于以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争取参与制定于我有利的国际投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