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公共执行模式: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我国2020年《证券法》第94条豁免了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诉讼时持股比例与期限的要求,允许其为了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提起股东诉讼。这一模式类似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大利亚公司法的公共执行模式。相对而言,域外公司法的公共执行的手段更为宽泛,公共执行机构享有更大的调查权,同时法院提供的救济措施较为丰富,包括罚金与剥夺董事任职资格等制度。投资者保护机构要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离不开我国法律下对于执法手段与救济措施等相应制度的完善。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回应型规制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疾,而以市场自治为导向的公司法的私人执行模式难以有效规制利益输送行为。我国近年来发展了公司法的公共执行模式,允许监管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强化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规制数量有限,对于资本市场上普遍的利益输送行为规制仍有不足。回应型规制理论表明,在公共规制者存在信息、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应当将规制权力授予多个主体,丰富执法手段,构筑执法金字塔,同时采取适当的规制升级策略。这一理论对于关联交易的有效规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