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2-2011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Campbell et al.(2001)的思想,将波动性分解成公司特质波动性、行业波动性和资本市场波动性三个层面,并逐个分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推行,会显著...本文以2002-2011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Campbell et al.(2001)的思想,将波动性分解成公司特质波动性、行业波动性和资本市场波动性三个层面,并逐个分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推行,会显著增加公司和市场层面的波动性,对行业波动性的影响则基本不显著。公司层面波动性的增加,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有助于公司特质信息披露;市场层面波动性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而行业波动性的不显著变化,可能是当前行业界限模糊的结果。本文的研究指出公允价值会计对中国资本市场信息传递角色的双重性。展开更多
文摘本文以2002-2011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Campbell et al.(2001)的思想,将波动性分解成公司特质波动性、行业波动性和资本市场波动性三个层面,并逐个分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推行,会显著增加公司和市场层面的波动性,对行业波动性的影响则基本不显著。公司层面波动性的增加,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有助于公司特质信息披露;市场层面波动性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而行业波动性的不显著变化,可能是当前行业界限模糊的结果。本文的研究指出公允价值会计对中国资本市场信息传递角色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