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内部控制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探讨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在国有上市公司不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自身抵御货币政策波动风险的能力越强,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都应思考和学习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对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进行管理。

机构投资者、市场化进程与公司过度投资

以2003~2009年6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控制了三种内生性,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市场化进程与公司过度投资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市场化进程都与公司过度投资负相关,机构投资者与市场化进程在抑制公司过度投资方面存在替代关系。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和市场化进程都对公司过度投资有跨时期的影响。

经理人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A股市场2001～2009年的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从不同角度计量经理人激励水平和有效性,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经理人激励和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和公司的经理人货币激励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经理人货币薪酬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公司过度投资的冲动,此类公司过度投资的动机很大程度来源于提高经理报酬,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和公司的经理人薪酬敏感度、经理人股权激励情况没有显著关系,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刚开始推出,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和股权激励力度都有限,该制度体系有待建立健全。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柬。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公司过度投资源于管理者代理还是过度自信

本文在"现金流-成长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效应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融资约束、异质债务与过度投资差异化: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1年样本

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1年数据为样本，就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下异质债务对过度投资抑制作用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发现，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都能够抑制过度投资，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强于商业信用；高融资约束下，银行借款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商业信用没有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在低融资约束下，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都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但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要强于银行借款。实证结果还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而法人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实施的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