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事权韧性:公安机关参与社会安全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在公安主体中的一个缩影,合理划分和理顺公安事权是顺应社会安全治理系统现代化改革的关键所在。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风险,公安事权划分要在保持传统活力的同时不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公安机关重视自身系统调适,通过集权指挥、分权服从的方式实施合理合法的组织权威,这同韧性治理包蕴的弹性、抗逆性与演进性特点相契合。公安事权韧性结构和功能中所蕴含的探索性空间,能够为公安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改善进路:增加注意力关切,提高中央公安机关的权威韧性;完善激励机制,增强省级公安机关的协调韧性;明确价值导向,调适市县级公安机关的街头韧性。

确权、协同与问责:政府职责体系改革下公安事权配置问题思考

公安机关事权配置是影响公安工作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受行政性分权的制度影响,公安事权交叉重叠,事权结构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公安事权配置法治性不足,体现出以全国性“专项行动”为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公安事权下移与财权、编制严重不匹配。应立足于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的宏观框架,以“确权”思维为导向,实现公安事权合理归位;以“协同”治理为目标,构建权责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以“问责”控制为反馈,实现公安事权履责的闭环效应,从而稳步建构“以确权为战略先导、以协同为履职方式、以问责为监督反馈”的公安事权配置整体性格局。

公安央地事权的法定与实践--日本警察法的启示

近代以来日本警察事权的央地界分,是在制度与实践、规范与需求的共鸣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一个法律规范与现实需要彼此呼应的渐进性过程,并非"毕其功于一役"。我国公安事权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法定事权不明导致央地垂直体系逻辑不清,影响中央事权的统筹指挥力量;事权实践空间存在但作用有限,基层负累频增;合作动力不足,平行事权衍生各自为战的横向壁垒。参考日本做法,建议扎实推进央地事权配置的法制化进程,强化事权法定;突出重点领域事权,做优中央事权的宏观统筹能力;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强基层事权,进一步释放多层次事权的实践能力与空间。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当前,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背景下,探讨央地公安事权划分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科学合理的公安事权关系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是提高公安机关履职能力的必要举措。要以厘清央地公安事权内容为重点,从公安事权法定化、机构设置科学化、事权财权统一化等路径推进,实现央地公安事权划分的重构。

公安机关职责同构问题研究

职责同构是目前公安机关纵向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的总特点。公安机关职责同构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体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即符合科层官僚体制的指挥链条模式,有利于公安工作政令畅通和地方执行力的提升。同时,该体制具有制度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上下高度同构,加剧条块矛盾;纵向职责交叉,导致权力越位、缺位、错位;责任层层下压,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约了大部制大警种改革进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趋势下,公安机关职责同构的改革建议包括:明确公安机关的公共服务和责任导向;确立有限公安理念,科学界定公安机关的职能范畴;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推进基层机构设置的“适度异构性”;明晰各级公安机关事权,加强事权配置的各项措施保障;完善公安职能改革的相关配套制度。

基层公安机关职责同构问题研究

从“职责同构”向“职责重构”进行制度转换,是公安机关组织机构改革行至当前的必然要求。职责同构制度作为我国公安机关纵向职责配置的基本模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立足于具体的公安实践,具有得以长期存在的历史与制度性优势,在公安政策的上传下达和具体执行上作用重大。同时,职责同构制度造成基层公安机关机构设置高度同构,条块矛盾尖锐,职责交叉、重叠,权责划分不合理,街道见警率低,基层警力严重不足,警务保障不健全。目前来看,改革基层公安机关职责同构问题仍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从机构设置、警力配置、事权划分、警务保障等方面进行。

英、法两国首都警察管理体制之启示

英、法两国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大、治安形势复杂、政治地位特殊,均建立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首都警察管理体制。建议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做法,明确将首都公安工作作为中央公安事权,建立与事权划分相适应的首都公安经费保障体制;明确首都公安机关正职领导职务由公安部提名,国务院任命;制定与首都人口、面积、治安形势、公安事权行使相适应的首都公安机构、编制和队伍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