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四川彝族聚居地区为例

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犯罪案件和除渎职犯罪外可能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以四川彝族聚居地区为例,随着政策法规的完善,适用范围的基本契合,四川彝族聚居地区适用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成为可能。该地区通过设立刑事和解接案专员,告知双方当事人,进而启动和解程序,完善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探讨——以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为视角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关系,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提出的,即加害方与被害方直接商谈,订立和解协议,使被害方获得一定的损害赔偿,并宽恕加害人。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对案件当事人了解更全面。故由公安机关主持进行和解,使被犯罪嫌疑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并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案件中的和解是犯罪者与被害方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其目的是使被害方获得一定形式的损害赔偿,使犯罪者获得一定程度的宽恕与谅解,使受损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公安刑事侦查中的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目前有关该问题的立法还不完善,本文试图对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对制度构建提出建议,以期充分发挥和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研究

刑事和解是对刑罚目的与功能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与传统报应思想不同的积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是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权,这与侦查机关调查事实、惩治犯罪的侦查职能并不矛盾。刑事和解既然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侦查机关需要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和解的范围、模式、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认真把握,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之实施

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背景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权,将刑事和解正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就要求侦查机关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真把握刑事和解的模式、范围、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侦查阶段引入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探析

侦查阶段引入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与促进和谐。在侦查阶段引入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尚无法律的授权,但各地公安机关早已开始了对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的实践。因此存在适用范围不确定、操作程序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规范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与调解制度,应科学确定刑事和解与调解的适用范围,合理规范刑事和解的条件与刑事调解的程序,建立健全刑事和解与调解的监督机制。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配套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欣喜于找到一项促进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新举措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地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六大质疑之消解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各阶段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使得刑事和解法制化。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充满质疑,包括侦查机关对事实调查的懈怠、对裁决理性和中立的怀疑、腐败滋生的可能、犯罪预防效果下降、司法效率的降低、公众满意度不高等六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问题进行辩证思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贡献力量。

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一种新生的纠纷处理方式,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于警察权力的担忧,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从立法的层面上规定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且与当下提高侦查效率、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适用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的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实证探析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现状

刑事和解作为在司法实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更是名正言顺了,包括《高法解释》、《高检解释》以及《公安部规定》在内的若干文件进一步丰富了刑事和解的内容。从实证角度出发,以《刑事诉讼法》法条为根本探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现状,分析新法颁布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及其问题,以期对该制度更好的完善有所启示。

侦查阶段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后的处理方式研究

目前,侦查阶段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后案件处理方式的主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和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处理方式的规定。公安机关依据这两种法律规范对刑事和解后轻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在立法上赋予公安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后撤销案件权力来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同时建立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处理方式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符合当事人的意愿。

公安侦查权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根据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公安侦查阶段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向法治化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积极推进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满足刑事司法活动的客观需要．各地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实践。本文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公安侦查中有效运行的方式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双方当事人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及互利，化解社会矛盾。

浅析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大框架下,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出现明显的不足,无法满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为维护刑事司法的有效性,适用刑事和解对于化解矛盾、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突出的意义,本文就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有益进行分析,探寻其存在的可行性。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具有必要性,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但是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有必要受到检察监督。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不宜直接处置刑事和解案件,而是应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和自愿性进行充分审查,如果认为确实符合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可以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决定权的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兴的纠纷处理模式,因其独特的制度魅力,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建议权,并未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适用的决定权,基于和解行为的实践理性、犯罪"标签化"理论、侦查与和解职能关系、比较法考察、恢复性司法与后现代法治理念等多重视角分析,赋予侦查机关对一定范围的刑事案件和解决定权具有正当性。

试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律师的接待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介入。新刑诉讼法的这一精神,对于进一步保障公民在诉讼中的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及依法规范侦查办案工作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和解在公安工作中适用的若干分析

当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正处于转型期间,刑事和解虽然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下的产物,但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样式正是适应这样的趋势所产生的。因为其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司法民主建设的背景息息相关,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倡导下,我们应当将刑事和解更好的适用于公安侦查当中,有效地解决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完善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作出的一次重要修改。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实行都需要根据国情逐步完善,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节约警力资源与保障人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侦查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