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的善治逻辑——基于浙江省的案例研究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枫桥经验”的实践应然。基于善治理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现代警务善治理想的实现载体,也是推进现代警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遵循。2019年以来,浙江省树立“四个导向”,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总体成效居全国前列。浙江省在“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中,有必要在群众路线、法治基础、技术支撑、文化涵育等层面进一步强化。通过实施多种策略,使主动为民型、法治保障型、数字赋能型、人文底蕴型公安派出所更完善、更定型,在浙江省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的发展进程中展现现代公安新姿态。

公安派出所主防:内涵、价值与机制建设

“派出所主防”改革,要求派出所回归以“防范”为主的职能定位,改变目前重“打”轻“防”的格局。“主防”的内涵聚焦加强基础信息收集、案(事)件预防、矛盾纠纷化解和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与专业警种在事权上明确分工。“主防”理念的提出,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向事前预防转型有重要意义。改革要取得成效,需从警力布局、勤务模式、工作内容、考评体系等多方面构建与“主防”相配套的机制。

公安派出所调解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已成为公安派出所最常接警、最耗精力、最难获得认同的工作,公安派出所的调解工作面临着任务、能力和资源等多方面的困境,如公安调解的职责范围不明确,理念滞后,方法欠缺,任务艰巨、警力资源不足,社会资源却大量闲置等。如何突破困境,高效优质化解矛盾纠纷,筑牢防治纠纷的第一道坚实屏障,成为公安派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路径依赖、利益相关者、资源配置、博弈论等视角进行深入探析,从宏观的体制机制、中观的管理控制、微观的理念方法等方面综合施策,提升公安派出所调解工作的质效,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防范刑事、治安案件发生,实现调解工作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推进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进路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推进基层治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外在驱动,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践运行中以政治性、专业性、群众性为显性特征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果。但也存在重“投入”轻“发展”、协同治理衔接不充分等问题。应当以智慧治理为方向、以问题为导向、以融合共治为目标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路,为中国式现代化交出新答卷。

枫桥经验在公安派出所建设中的实践研究——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为例

通过历史证明和实践验证,枫桥经验所倡导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理念,在公安工作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价值。“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推进中国式基层警务现代化的实现载体,也是推进现代警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公安部自2019年以来,连续5年出台以加强派出所工作为主题的“1号文件”,持续深化“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开创了中国式基层警务现代化新局面。为了更好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提升公安派出所基层治理效能,本文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为例,探索公安派出所在新时代践行“枫桥经验”的建设路线和治理实践。

论公安派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中的主防责任

新时代基层公安机关正沿着“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战略目标不断改革,落实主防责任成为公安派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主防责任在新时代蕴含深厚的内在逻辑,落实主防责任对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大多数派出所在工作标准化建设中落实主防责任还存在部分不足之处。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派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的相关要求及不同基层派出所的优秀经验,提出推进主防工作内容清单化、主防考评体系科学化、主防队伍建设正规化等实践方式,为落实好派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中的主防责任带来理论及实践经验。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安派出所外国人管理研究

新时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大,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数以万计外国人停留或者居留在中国,既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各领域安全带来了隐患。作为外国人管理的前沿阵地,公安派出所存在外国人实有人口管理措施不足、服务站功能弱化、与相关行政部门联动不理想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首次提出的,是思考国家安全的全方位思想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公安派出所外国人管理应创新实有人口管理委员会、强化预防与打击相结合、加强外工作队伍建设、重塑服务站功能和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大数据研判体系。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对公安基层治理的贡献分析

公安部党委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基础上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创建活动,“创枫”活动是公安机关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创新。在深入研究“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发展历程、现实价值,归结其治理实践、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为新时代基层公安机关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理论方向和改革建议,让公安机关能够将善治的理念和做法转化为行动自觉。

金碧派出所 全力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金马碧鸡坊是昆明的地标性建筑,周边是昆明主城区商圈、医院、学校聚集地,长期以来社会治安形势复杂。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金碧派出所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警务前置、服务前移,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和谐安宁。2023年11月,该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实战化职能体系背景下公安派出所警务运行机制改革研究

2022年8月9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推进会提出了要构建不同层级不同权责清单的实战化职能体系,并明确规定了“派出所主防”的职能定位,那么“派出所主防”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实现“派出所主防”?本文将从警务运行机制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剖析。

公安派出所警务运行模式改革探究——以H市基层派出所“两队一室”改革为例

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公安派出所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部门,是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①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派出所建设工作,从加强基层公安组织治理水平和提升基层公安战斗力目标出发,进一步推动公安派出所警务运行模式改革。

公安派出所矛盾纠纷化解:现状调查、困境思考与机制优化

公安派出所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立和良性运行是实现公安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前提和基础。调研发现,目前公安派出所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运行存在一些困境,导致效能不高,主要表现为法律依据不完善,易导致执法不规范;权责不明晰,易造成警察权扩张;渠道不通畅,易消减效果。提高化解效能既需加强系统结构内部的建设又需提升系统外部的联结,在制度设计层面,应颁布矛盾纠纷化解的全国性法律,完善治安调解规范;在权力运行层面,应兼顾自愿、公平、公正和效率原则,规范警察权行使;在源头管理层面,应注重对非警务警情的合理分流;在策略选取层面,应着力实现情理法共融共治;在部门协作层面,应建立多元主体矛盾纠纷化解联动协作模式。

论公安派出所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

做实做强公安派出所,公安机关应当通过选择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应当从政策导向、制度设计、机制建设上切实向基层倾斜,充分发挥基层民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当改革勤务方式,坚决纠正基层单位机关化倾向,让民警有更多的时间走向街面、进入社区、融入群众;应当提供警务保障,把公安派出所建设置于基础性、先导性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派出所基层治理的历史嬗变与演进逻辑--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1949-2022)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安派出所基层治理,经历了以政权稳定为轴心的建立阶段、制衡公共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改革阶段、规范应对法治社会新秩序的发展阶段、统筹施行风险防控措施的创新阶段。公安派出所基层治理的演进蕴含着内在逻辑,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基层治理的根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是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的总体方向、协同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引领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辽宁省抚顺市是雷锋精神的发源地之一。抚顺县公安局后安派出所是“老先进、老典型”。其中2017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2021年6月被公安部评为“一等功集体”,2021年12月被辽宁省公安厅评为“人民满意单位”,2022年6月被辽宁省公安厅评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2023年被辽宁省总工会评为“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后安派出所位于抚顺县后安镇,辖区面积363平方公里,距离市内45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26个自然屯,1个国家AAAA级森林公园,1个国有林场,总户数6821户,常住人口16168人,暂住人口1105人,寄住人口506人。

技术赋能公安派出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公安派出所是社会治安治理的前沿阵地,技术赋能公安派出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既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具体体现,也是加强公安派出所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和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治安防控建设的平台大多以省市级公安机关为中心建设,这样的平台与公安派出所实际业务不能完全匹配,制约了公安派出所社会治安防控功能的充分发挥,应从规制上进行破题,打破以省市级公安机关为主体建设平台的惯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解题,以公安派出所自身业务为中心搭建平台内容框架,通过技术搭建平台的数据结构、数据架构、服务架构,打通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法治视域下公安派出所行政处罚权法律授权分异与辨析

公安派出所是市、县公安局依法设置的派出机构,其行政主体资格来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授权。基于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外延和行政授权的不同理解,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对公安派出所行政处罚权的宽泛默认。当尝试厘定公安派出所的行政处罚权问题时不难发现,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实际上难以突破公安派出所在行政处罚中面临的法治困境。当前,应当从派出机构的性质定位出发,严格遵守治安管理处罚法定原则、调整对公安派出所的行政授权、科学规范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探索出符合公安执法实践的完善路径。

滇红之乡飘扬新“枫”气象欣——凤庆县公安局洛党派出所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工作纪实

凤庆县洛党镇是1958年中共中央贺电嘉奖的经典58红茶诞生地,“世界滇红之乡”“中国核桃之乡”临沧市凤庆县的“南大门”,与茶马古道紧紧相连,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徐霞客在1639年游历顺宁府(凤庆)11天,其中留宿洛党2夜。洛党镇地处凤庆、云县两个县城城郊接合部,距凤庆、云县两城各13公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安派出所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公安派出所作为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需要从化解市域社会矛盾、解决市域社会问题等角度探析其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实现公安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

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建设研究——以X市NG派出所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方法和有益实践,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示范引领作用是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建设的路径选择: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实质,树立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安派出所警务活动;构建多元合作机制,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注重警务科技应用,推进智慧社区警务建设;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独立的公安派出所绩效考核制度,从而全面提升公安派出所维护辖区稳定能力、服务群众能力,提高基层治安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