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二元分离”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的“二元分离”问题有着新的变化和呈现。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和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的“二元分离”问题包括:“公布”概念界定歧义和疏漏,侵犯公民档案利用权和知情权,违背信息传播规律、阻碍知识社会进步,档案公布权权责不一、规定模糊;分析认为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为:过度保守和管制、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转移风险和补救措施不合理。今后应规范“公布”概念、形成社会共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用权和知情权,遵循信息传播规律和社会进步需要,约束单向公布权利、细化操作依据。

对档案馆国有档案公布权的思考——《档案法》审视之七

本文对《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国有档案公布权谈了看法:1.国有档案公布权的权责不一致及对档案利用工作的影响;2.国有档案公布权与利用目的的矛盾;3.国有档案公布权与政务信息公开的矛盾;4.国有档案公布权与档案开放的矛盾;5.对设置档案馆国有档案公布权的困惑。

基于新修订《档案法》的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权责问题研究

2020年6月2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对档案利用与档案公布条款进行了修正。文章基于新修订《档案法》涉及的档案利用与档案公布条款,回顾了我国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讨论热点,分析了现存法规在公布与利用的权责、公布审核程序以及国外立法趋势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要转变档案开放思想,完善开放鉴定程序,取消公布权的审核,以及进一步完善档案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的建议。

对档案公布权的认识

在档案的正常利用过程中,档案公布权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仅给档案利用者带来困扰,也影响了正常的档案利用工作,公民利用档案的正当权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档案实践工作中,由于种种因素档案公布权并没有被有效行使,公布工作成效甚微。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实际上否定了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阻碍了档案的公布工作。在已经启动的《档案法》修改过程中,应该考虑还权于民,废除所谓的档案公布权。

论档案公布权的废止

现行档案法规中，档案公布权的设置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档案信息流通与传播的法律依据，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记，也与档案法规部门立法的现实分不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转变，档案公布权的设立越来越不适应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发展的需要。在立法层面上，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存在主体错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等严重缺陷；在实践中，许多档案公布主体即档案馆与有关机关缺乏档案公布的激励机制与客观条件，难以很好地履行档案公布的职责，

政务信息公开背景下赋予档案利用者公布权的分析

1、关于档案利用与公布概念的界定。档案利用与公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中，档案利用与公布是对档案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置，档案利用包括对档案的阅览、复制、摘录等形式，而档案公布则是指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档案内容信息，也即档案信息首次公之于众的行为，它包括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包括声像、电子出版物）发表、媒体播放（包括网络传播等）、展览、宣读等形式。档案公布可以是全文公布，也可以是部分公布，也可能是特定内容公布。档案利用与公布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论档案公布权

2001年1月4日的<中国档案报>刊登了<档案局被告上法庭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介绍了河北省南皮县档案局因<张隐韬>一书的出版被卷入一起民事诉讼的过程:

对《档案法》修订草案的几点建议——基于取消设定档案公布权之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法》一直奉行建立公共档案利用与公布的二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转变,档案公布权的设定越来越不适应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发展的需要。故在新一轮的《档案法》修订中,一方面,有必要考虑废止开放范围内的档案公布权,取消开放范围内档案公布主体的限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档案公布的工作,形成档案公布与利用的有利局面;另一方面,为防止个别利用者在利用未开放档案过程中,随意扩大档案范围而产生负面影响,故有必要保留对未开放档案的公布权。

文档开放利用中的公布权探讨

在我国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有效地共享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有用信息的问题。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信息化建设日益深入以及我国政务信息公开全面实施，档案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共享日益成为加快国家档案信息化建设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档案信息共享的趋势推动着社会对文档开放利用与公布的需求。

档案利用和公布权属法律界定

(一)对档案所有权的理解档案所有权适用宪法和民法中关于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是指所有人依法对档案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档案法》中明确规定了档案具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三种所有权形式,修改后的《档案法实施办法》,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现象,将其分为国家所有和非国家所有(包括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两大类。

试论档案公布权与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矛盾及其对策

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日益深入,政务信息公开的发展和公民档案意识的不断增强,如何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一直以来是档案界人士努力奋斗的目标和社会公众的热切期盼。然而,我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有关档案公布权的设置无疑成为制约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瓶颈。目前,全国兴起的信息化建设和政务公开的浪潮为档案开放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只有解决档案开放和公布问题,档案工作才能真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

权责对等:国有档案公布权的属性与行使探析——兼评《档案法》第三十二条

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国有档案公布权的立法演进,分析其行使现状,提出国有档案公布权是一种公权力,档案馆或有关机关既是权力主体,也是责任主体,行使权力即为履行责任。国家应通过制定公布权行使程序,将国有档案公布列入档案部门工作规划和考核体系,建立档案公布基金等方式,促进档案馆及有关机关积极行使国有档案公布权,满足社会公众档案利用需求,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论档案的公布权

冯伯群先生在其<利用档案引发的一场官司--〈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出版以后>①中,详述了前两年相当畅销的<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一书引发的一起与档案利用相关的官司:书中一位主人公的子女,以作者在书中引用与其父亲有关的档案材料造成了对其父亲名誉权的损害为由将作者告上了法庭,法院的二审判决以作者利用了不得擅自公布的档案材料而造成对所涉人物的名誉损害的判决结果结束了这起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