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运用CSS2021相关数据,从社会公平感角度,通过基准回归分析、调节作用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及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规则公平感三个子维度均对理想子女数产生显著影响;对子女性别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总体社会公平感与规则公平感。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中,权利和规则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中,权利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和规则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

基于公平理论的饲料企业薪酬管理策略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其中,薪酬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饲料企业对员工劳动付出的各种形式补偿,旨在激励员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但从公平理论角度来看,饲料企业如果不能保证薪酬分配的合理和平等,则容易适得其反。因此,饲料企业既要认识到薪酬管理的重要性,又要坚持薪酬公平的原则,确保员工的薪酬能够与付出的劳动相匹配,这样才能激励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进而维持饲料企业的稳定发展。

儿童程序公平的发展特点及其内在机制

程序公平是指决定分配的过程是否公平。已有研究使用资源分配范式,考察儿童的程序公平判断与程序公平行为的发展特点,发现程序公平判断在生命早期就已出现,幼儿能主动使用公平程序分配资源。然而,当公平程序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儿童仍然比较利己,出现程序公平的认知-行为差距。不偏袒公平理论和同等尊重理论可以解释儿童偏好程序公平的原因及儿童程序公平的发展特点。未来研究应侧重揭示儿童程序公平的发展轨迹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增强儿童程序公平判断与程序公平行为发展同步性的实践探索,并验证不同理论观点的相对正确性。

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研究

研究通过三项实验考察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实验1通过与人际公平感相比较,探讨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实验2采用2(公平感类型:人际公平感、社会公平感)×2(比例顺序:先低后高、先高后低)被试间设计探究社会公平感的接受意愿;实验3考察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的稳定性、普遍性。结果发现:社会公平感有着自身独有的、不同于人际公平感的特征,且表现稳定。与人际公平感相比:(1)社会公平感中公平的标准更高;(2)不论分配比例满意与否,社会公平感的接受意愿更大;(3)比例顺序效应对社会公平感有重要影响,先呈现高比例后呈现低比例分配会令公平评级与接受率大幅下降。

5~9岁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不公平厌恶分为不利不公平厌恶和有利不公平厌恶。为了考察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实验1和实验2通过设置真实的分配情境,采用分配额外资源任务的变式,分别研究分配方式和内外群体对5~7岁儿童不利不公平厌恶的影响以及分配方式和声誉对7~9岁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利不公平厌恶随儿童年龄增长而降低,7岁是转折年龄;有利不公平厌恶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升高,8岁是转折年龄;自我分配和内群体成员引起的不利不公平厌恶低于他人分配和外群体成员,但两种分配方式下的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均较低;声誉会增加儿童的有利不公平厌恶,且在年龄上表现出不平衡性。研究说明儿童两类不公平厌恶的年龄发展趋势不同,并且会受到分配方式以及内外群体或声誉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拉格朗日对偶的小样本学习隐私保护和公平性约束方法

小样本学习旨在利用少量数据训练并大幅提升模型效用,为解决敏感数据在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隐私与公平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在小样本学习中,由于小样本数据集中往往包含某些敏感数据,并且这些敏感数据可能有歧视性,导致数据在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中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和公平性问题。此外,在许多领域中,由于隐私或安全等,数据很难或无法获取。同时在差分隐私模型中,噪声的引入不仅会导致模型效用的降低,也会引起模型公平性的失衡。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一种基于Rényi差分隐私过滤器的样本级自适应隐私过滤算法,利用Rényi差分隐私以实现对隐私损失的更精确计算。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基于拉格朗日对偶的隐私性和公平性约束算法,该算法通过引入拉格朗日方法,将差分隐私约束和公平性约束加到目标函数中,并引入拉格朗日乘子来平衡这些约束。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将目标函数转化为对偶问题,从而实现同时优化隐私性和公平性,通过拉格朗日函数实现隐私性和公平性的平衡。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既提升了模型性能,又保证了模型的隐私性和公平性。

机会平等的公平性与目标指向:基于罗尔斯和斯坎伦的比较分析

那种依赖制度的实质机会平等,在增进社会正义的过程中要求机会平等的产生条件和结果指向的公平性。该目标的实现可以因政府看待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关系之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正当性结果。罗尔斯提出程序公平应当是五种价值共同作用的产物,目标之一是构建纯粹程序正义的标准,实质机会应当排除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以补偿性和预防性措施保障平等的公民权。斯坎伦提出程序公平在于没有人能够合理抱怨择优录用的个体是通过不平等的能力获得自己的职位,实质机会在于制度通过供应好的条件使优势职位向具有同等能力的个体开放。分析表明,斯坎伦解释的合理性在于从起始平等到结果正义的道德动机上,在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以并列关系促成更大的合理边界内,以及个体在民主价值的认知倾向上的一致性。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本养老保险公平研究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富裕和共享两个关键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社会成员的福利和权益。研究发现,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存在3个方面的公平障碍,即基本养老保险机会公平不足,基本养老保险过程公平缺失,基本养老保险结果公平亟待提升。最后提出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紧扣富裕和共享,不断优化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当前的重点为增加覆盖范围以保障机会公平、优化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以助推过程公平、缩小待遇给付差距以提升结果公平。

社会公平视角下超大城市公共绿地可达性综合测度研究——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公共绿地游憩服务供需不匹配、不均衡等现实后果,引发学界深入探讨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性问题。以超大城市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立足社会公平的价值立场,融入生活圈建设的关键性思考,从“供给-出行-需求”三方面测度公共绿地可达性,并综合分析其对应社区生活圈的层级分配关系,以及与不同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研究显示,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状况总体良好;中心城区各社区生活圈的公共绿地可达性水平相当;从中心城区全域尺度看,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绿地可达性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研究揭示了公共绿地游憩供给空间不均衡与需求空间分异的关系特征,进而更精细地评价公共绿地可达性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性。基于此,提出应将社会公平研究建立在“有限公平”的认知基础之上,未来应更关注公共绿地游憩服务的全域协调发展。

“双减”政策落地与新的教育不公平——基于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落地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却引发了一些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或将进一步拉大学生学业成就差距,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城乡教育差距,教学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剧校际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多重因素交叠作用催生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已有的教育差距是造成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扩大的重要致因;“双减”政策执行偏差进一步加剧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为此提出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治理,深入破解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难题;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缩小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构建有利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公平竞争治理体系

公平竞争治理体系是规范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备的公平竞争治理体系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有机构成,切实提升公平竞争治理能力,创新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公平环境,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为此,有必要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框架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及其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通过提升规则统一性和公平公正执法,建立健全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长效机制。同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公平竞争治理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

法治化取向看公平竞争审查立法——兼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内部行政监督行为,对维护竞争、公平、法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我国公平竞争审查立法经历了萌芽、初创、拓展、提升和创新等五个阶段,呈现“三推进三实现”的主要特点,即推进静态层面的法制化、实现从无到有的根本变化,推进动态层面的法治化、实现从静到动的落地拓展,推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实现从有到优的渐次提升。法治化之于公平竞争审查立法具有重要的逻辑机理,然而从法治化取向视角审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平竞争审查存在审查主体的自我性、审查力量的附带化、审查启动的非全程性、审查覆盖的部分性、协调机制运行的被动性和协调机制体系的形式化等六个不足。聚焦构建法治化取向推进立法现代化,《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制度设计上应做到:完善审查模式,推动审查外部监督化;完善审查流程,推动审查全面无遗漏;完善协调机制,推动审查具体效能化。

学校场域中教育过程公平问题的道德思考

学校场域中教育过程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应追求至善的道德原则。当前,实施教育过程公平应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遵循教育过程向内求的道德原则,明确教师教学在实施教育过程公平中的意义。树立正确的教育道德价值取向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前提,增强教师公平的教育理念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关键,提升教师自身素养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落脚点。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近日,国务院以2024年第783号令正式颁布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并将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对进一步规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法律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们如何应对不公平待遇:公平加工的认知机制

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社会规范,制约并引导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数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平加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基于新近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模型的分析,简要介绍了公平加工的概念及其研究范式,提出一种包含公平性判断、心理推理和自我控制三种认知过程的理论模型,并回顾了支持理论模型的相关实证研究,最后对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筑牢公平竞争法治基石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今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是这项顶层设计制度化、法治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对2022年我国《反垄断法》首次修订时新增的第五条“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具体阐述和细化落实,更是我国竞争法治建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里程碑事件,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对效率和公平“内在一致”的几点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文章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下阐述了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全国统一大市场,乃至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司法体制改革、破除阶层固化、公共服务体系等重要内容,让我们认识到效率和公平对经济社会发展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标志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从此消彼长到内在一致。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遵循。

机器学习公平性指标:现状、挑战和展望

随着机器学习应用的日益普及,机器学习公平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评估和改善机器学习应用的公平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公平性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保障机器学习模型在不同个体、群体间的公平决策,并为改善和优化模型提供指导。但各界对于指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仍没有形成共识,对不同场景、不同任务的公平性定义没有明确的划分,公平性指标缺乏完善的分类体系。文中对公平性指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归类,从指标的数学定义出发,根据是否基于概率统计将公平性指标分为两类,然后分别对这两类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细粒度划分和阐述。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运用,结合一个实际案例,从适用场景和实现条件等方面指出各类指标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还结合数学定义讨论了指标之间的关系,并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

中国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以社会公平感为例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重在真实可感。深入了解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意义重大。本文以社会公平感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阶级分类法,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结构与变迁。研究发现:(1)进入新时代,民众的公平感在渐趋增强的同时,他们的社会正义原则偏好逐渐从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转变,但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并非“此消彼长”,二者可达成动态平衡。(2)传统社会分层的界限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反而公平感低。不同群体间,雇主的公平感最低,农民的公平感最高;同一雇员群体内,管理层雇员和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公平感相对较低。(3)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动态变化的,呈现世代更替的“U”型曲线特征。教育、医疗和就业公平感提升较快,但“城-乡”和“生存-发展”公平感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差异矛盾始终是未能逾越的鸿沟,民众需求从生存向高质量发展转变。(4)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客观社会状况的改善幅度,应推进制度政策建设,优化分配结构,全方位提升民众公平感,实现共同富裕。

公平责任是否公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的审视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尽管对公平责任的适用进行了限缩,仍然应当从公平正义的视角对该项制度进行审视和思考,矫正正义的价值理念应当优先。目前,公平责任在类型化事由、依据法律规定分担损失等方面有了立法上的进步,但是类型化事由的属性、分担损失的功能具有不确定性,审判时涉及的考虑因素和填补损失的功能均有缺陷。因此,应当从公平正义的视角完善上述缺陷,对公平责任的适用进行进一步的界定,明确公平责任与其他损害填补方式的区别,并给出参考适用的标准,从而给予个案合适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依据法律规定”降低公平责任中的非理性因素考虑;也要从公平责任实为社会风险保障的角度进行思考,逐步建立起通过社会化手段解决公平责任的公平正义问题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