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美国经验与启示

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待遇规则,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在美国的纵容与支持下,从简单的字眼演变为侵蚀国家主权的利器,也为美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了完善的保护体系。然而,晚近以来的系列投资争端案件表明,美国的上述做法不仅威胁到其它国家对美资的管辖控制权,也极大妨害了美国政府管理外资权限及相关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美国迅速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进行限制性解释并对条约进行了修改。美国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微妙平衡,也为中国投资条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国际投资法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内涵——基于条约和国际仲裁实践的互动研究

关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无论从文本上存在于国际投资协定的普遍性,还是从实践中被应用于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的广泛性来看,无疑都是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帝王条款"。但相较于国内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定位不明、内涵模糊等原因,造成实践中投资者的滥用和仲裁庭对其内涵的扩张性解读。纠正当前实践中的偏轨现象,首先要做的是肯定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是法律原则而非法律规则。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必须正确定位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在适用时严格把握法律原则应用于司法裁判的前置条件。

浅析国际投资法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

公平公正待遇标准是国际投资中的一项重要的待遇标准.在我国签订的投资协议中,大多数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都有规定,但也存在措辞不统一、与其他待遇标准关系混乱、争端解决机制的启动要求较低以及约定模糊不清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应当坚持本国实际和域外经验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统一关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措辞、厘清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和其他待遇标准的关系、明确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以及明确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适用例外等.

论界定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的要素

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在多边和双边投资条约、仲裁实践中的规定和界定各有不同,一个相对确定的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对双边、多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对仲裁庭做出有规律、有依据的裁决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从透明度、善良诚信、政府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充分保护和安全、非歧视、司法公正和程序正当、反对"拒绝正义"、保护和促进投资八个方面予以分析,认为对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的内涵采用列举式归纳和总结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争端对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挑战与因应

数起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表明,投资条约及其仲裁机制是能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实际救济的另一种国际法制度。知识产权投资者灵活运用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对抗东道国实施涉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甚至试图私人执行知识产权条约,导致公私矛盾一度激化。面对此种全新的、复合型的实践难题,仲裁庭尚未给出一致意见和充分说理,这一方面可能带来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滥用,另一方面可能难以约束东道国恰当行使规制权。对此,可以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引导仲裁庭合理把握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在跨领域交叉性议题下的适用尺度:在条约文本上,澄清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要素及含义,同时辅以缔约国最终解释权,并划定东道国规制权的行使条件;在争端解决中,进一步发挥“法庭之友”制度的优势,合理分配争端方举证责任等,重塑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在兼顾投资者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问题上的应有弹性,努力在投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之间实现再平衡。

论投资条约中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

从国际投资法的角度看,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已经从一个抽象的、引发南北争议的歧视性概念发展为可以对其含义和范畴作出理性化限定的概念。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有助于减缓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庭扩张解释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给东道国带来的诉累及心理恐慌,同时又不会将投资者待遇标准降至暴行、恶意、故意漠视的底线。作为具备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双重大国身份的我国,可以在未来的投资条约实践中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审慎而积极地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条款,以服务于继续保持开放的投资政策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双重目标。

论违反产量分成协议里稳定条款的国际投资法律分析

稳定条款能够从产量分成协议,即PSA的其他条款中被列明,并在国际法背景下,稳定条款参照了双边投资条约,如果违反保护伞条款,会导致缺少基础,并且导致PSA里的稳定条款为了达到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而产生合法期待可能性。从PSA和地下资源法角度来分析违反合同要求的相关内容,在国际法背景下PSA中的稳定条款的适用范围很窄并且不能扩展适用到环境保护规范中,这并不意味着在双边投资条约下没有独立可行的稳定条款,还有保护伞条款和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可以起到制约作用。

投资条约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及其启示

晚近以来,投资条约中普遍存在的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实践中,其适用范围是仅限于实体安全还是应该扩展到实体安全之外的法律、商业环境等以及在适用过程中其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和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争议。针对我国现行投资条约中保护和安全标准普遍存在的不足和漏洞,我国应采取将其适用范围扩展于实体安全之外并将其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等同以及充分利用非排除措施条款加以应对。

投资条约中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投资条约中普遍存在的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实践中,其适用范围是仅限于实体安全还是应该扩展到实体安全之外的法律、商业环境存在争议,同时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在适用过程中其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和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争议。针对我国现行投资条约中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普遍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应采取将其适用范围扩展于实体安全之外并将其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等同以及充分利用非排除措施条款加以应对。对投资条约中的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能够对我国投资条约保护和安全标准条款的设计有所裨益。

国际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WTO法律体系的挑战

近些年,投资条约仲裁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投资者当作强有力的工具用来挑战广泛的东道国管理措施。本文以Philip Morris公司与澳大利亚和乌拉圭的投资仲裁为例,探讨了东道国对WTO法律的违反构成对FET标准的违反的可能性;分析了WTO和投资仲裁间的管辖权重叠或管辖权冲突可能会导致WTO法律体系碎片化的风险;通过考察BIT背景下投资保护与其他国际条约相关条款,指出WTO成员应发展更有效的规则以防止WTO法的整体性在投资条约中遭受来自投资者的过度干涉。